真实与朴素：在生活中反映时代

　　李瑞洪

　　在当代画坛，钟鸣的人物画创作以沉雄蕴藉的人文气象而独具一格。惟其如此，才持续多年地引起我的阅读兴趣。更为有意义的是，钟鸣的作品甚至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比起美术馆的嘈杂，我更愿意在子夜的宁静中细读和体味画册中的人和物。我常谈到这样一种感受，读钟鸣的作品，与其说被其新的人物画叙事风格所打动，不如说为其深睿的诗意哲理和新颖笔墨所吸引。

　　中国人物画创作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体系和具有程式化的表现形式。无论是描绘精工、严谨的“工笔”，还是以运笔洗练和发挥水墨为胜的“写意”，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审美情趣和非凡智慧，反映了中国人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与思考。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画论中时时提到的“笔墨”二字，已不仅仅指笔和墨本身，而是涵盖了中国画的一整套创作规律与审美范畴。20世纪以来，西方的艺术观念和造型方法对中国人物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画以海纳百川的包容和吸纳能力，使自身在碰撞、交融的过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中国画坛出现了“中西融合”、“延续传统”等不同追求、不同风格的艺术流派。

　　在活跃的湖北画坛，钟鸣的创作虽算不上高产，但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延续至今的人物画创作却收获颇丰：1988年继获得两个年度的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银、铜奖后，他的工笔画《舞》获得香港《文汇报》举办的“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展”金牌奖。特别是在大学二年级时表现湘西风情的课堂习作《风》获得1989年北京、台北和香港首次联合举办的“当代中国水墨新人奖”佳作奖，当今中国画坛的风云人物如卢禹舜、田黎明、袁武等都是那次大展中的获奖者，可见他步入画坛起点之高。当时在香港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来自两岸三地的理论家特别提到，“《风》一类比较精致的画风比较少见，不知是否会由此开一个新的风气！”自那时起，他便拉开了“开一个新的风气”的艺术探索征程序幕。紧随其后《舞》、《风》、《太阳雨》、《佛光》、《祥云》等作品入选全国美展并获多项大奖，并出版多部画集，其成就令画坛高度关注和倍加称赞。

　　作为60后年代的画家钟鸣，既具有传统精神，又有现代创作理念，在主观感受、内心世界的表达上，在艺术语言、形式技巧的完善和艺术个性的发挥上，他都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探索和突破，从而在开拓题材、语言技巧和工具媒材的新领域，显示出多姿多彩且生机勃勃的创作状态。火热的和处在激荡、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为他的人物画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也是激发我们灵感和思维的丰厚沃土。当绘画创作成为画家钟鸣与社会、自然接轨的主要途径时，无论是对乡土乡情的把握，还是对西藏高原的刻画，或对革命志士、民族英雄的咏颂，还是描绘普通公众、文人仕女、传说人物等，无不具有思精技熟的艺术性和真实性，而且散发令读者心灵激荡的热度。|

　　我们注意到，钟鸣对荆楚大地的艺术情怀，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得非常持久和纯真。赏读湖北省重大历史题材巨制，《辛亥百年祭  走向共和》，使我们联想到作者在创作时深具朝拜的心境，他要在内心积聚无限的赤子之情，在他的身躯里贮存着刻骨铭心的深情厚爱。这种情愫绝不是一种平民作风，而是生长在思想深处的精神风骨。他将辛亥志士的傲岸风骨和凛然正气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从中悟到了创作者身上，那火一样的沧桑、那山一样的胸襟、那岿然屹立的气度和气宇轩昂的英雄情结。每每品读他的作品，我不是为他的激情所吸引，就是为他的气势所牵动，仿佛这个才华横溢的画家，有一种令我振奋不已的正能量，引导我们去追求那丰碑般的壮丽风景。

　　中国西部圣洁的雪域高原，质朴、善良而虔诚的藏族同胞，是内地画家神往和钟爱的绘画题材。钟鸣描绘藏族同胞的精神写真的作品，与其他画家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更富有恢弘的气势、强悍的力度和藏族人物的相貌表情特征。那幅倍受画坛好评的《守望》，体现的是画家从人文关怀出发，全神贯注地刻画藏民的真实人性、人情的流露，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与宗教的精神联系，并通过这几方面塑造出血肉丰满、坚实生动的藏民形象。《守望》中的群像刻画，之所以生动感人，正是一种灵魂深处的亲切、朴素，体现出善良的天性本能。《守望》全景式地展现了当代藏族人民的精神群像，也寄托着画家对藏族同胞的真诚祝福。画面上一群男女老少藏族人物欢聚在雪域高原的佛塔周围，祈愿吉祥，瞻望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尽管是艺术虚构的场景，但每个藏族人物的相貌表情都那么真实可信，个性鲜明。他们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喜悦，而不是盲目的乐观。整个画面气势恢弘，力度强悍，而又情感热烈，形象亲切，在造型、笔墨和风格的表现上，在色彩调配、节奏变化和空间虚实的处理上，都达到了当代西部人物画创作的新的高度。

　　画家钟鸣笔下的藏民形象是感人的、可触摸与可以对话的。在他那熟练的形式语言中，分明有着一种超越形而下的非具象写实语言和写实意义。这一切，都在诉说着一种无边的精神力量，一种消解了丑与美界限的真实，都在笔墨、色彩、线条、造型中展现着浑然之中的善良，质朴当中的美好。《守望》保持了具象的视觉形象，但却发挥了想象的自由和观念的渗入，拓展了作品的观念与情感空间。钟鸣多年来对西藏的向往和持续的努力告诉我们，在一种成熟的经典性的艺术风格中，通过对文化的解构性理解，通过个体的创造性想象，艺术家仍然可以获得表达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思维空间。

　　对于藏区牧民，钟鸣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我与他们的心灵是那么的贴近，好像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可以说他是近距离地走进高原。但是作为画家因为他来自另外一种大都市的现代文化氛围中，才能产生鲜明的文化反差，从而在身处藏区，与藏民打成一片的同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异质文化的巨大魅力，并产生强烈的表现冲动。这就要求画家与生活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能够从文化与观念的高度去品位生活、分析生活。既深入生活，又具有现代性的意识，这也是我们重提“深入生活”时必须注意积累的“前视野”，钟鸣作品中的“真实与朴素”，正是来源于他对当代文化与当代艺术的清醒认识，看不到这一点，即使是到藏区一百次，也未必能够像他那样，深入揭示藏民族的内心世界与博大胸怀，洞悉人与自然的生命交融，感悟宇宙的浩瀚与永恒。

　　钟鸣也十分钟爱古典历史人物题材，而且画得非常精彩，他把中国画笔墨的探索触角，伸向古代文人仕女的领域，如《听琴图》、《倩魂销尽夕阳前》、《高士乐游图系列》等作品流传甚广，颇受青睐。镇恶避邪的钟馗，且谐亦庄；观松听泉的高士，流露童稚般的专注天真；亭亭玉立的佳人弹琴望月，既怨且恋，画中物我为一，顾盼有情，无不凝聚着人物的情感心声与意愿。

　　我们欣赏钟鸣古意人物画中的意悠境美、笔精墨妙，一切历历如在目的生动形象，都无例外地隐约在古风古韵之中，或以疏花简叶相衬，或以只鸟片石相伴，空灵虚静、简约疏淡，清如春池、淡如秋菊、静如天籁。画家钟鸣特别致力于小品精神境界的玄远灵明，积极引导观者去品味淡而有味的人文情怀。他的艺术格调高远，他的笔墨随心所欲，不仅在“悦目” ，更在于“赏心” ，而且贵在“养心” 。自古以来，画中逸品都强调三个方面：一是精神的超越，二是笔墨表现的简约，三是境界的深静。钟鸣的古意人物画恰恰具有上述三个特点，可谓契默造化，简约深静，幽情秀骨，思在天地。

　　钟鸣最佳的创作状态，恰恰是他对生活、对自然解剖和检索得最深刻最认真的时刻。我读过不少评论家对钟鸣的评论文章，他们都称赞画家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底蕴十分丰沛。这当然没错，但对我来说钟鸣的绘画作品，主要透露的是对心灵世界的渴望和向往，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精神系统，他的凝重挡不住他的自由，他的梦想挡不住他的思索。

　　中国画创作的水平高下，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作品的文化精神品质。这也是中国画在世界各民族和地域绘画中表现出来的最主要的特质。钟鸣在人物画的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在注重绘画本体的训练之外，要更加注重对传统国学的研习，告诉他们诗、书、画、印等各方面修养的提高是不可或缺的。钟鸣在这些方面有着比较深厚的积累，这无疑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钟鸣已具有丰富的人物画创作经历；他在湖北美术学院国画系的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并任教于湖北美术学院的国画系，他一步步强化自身的绘画能力，从生活到艺术、从传统到现代的思路转换中，寻找自身的艺术发展方向。在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框架中，他不断强化自身的笔墨能力与写生能力。从课堂教学，到深入生活去写生、采风，他在画了大量水墨人物写生作品的基础上，不断参悟传统水墨技法，蓄积丰富的创作经验和能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创造了“和而不同”的个性化语言形态，使其创作根植于现实生活的体验中，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现实的艺术感染力。著名画家孙恩道先生评论钟鸣的艺术创造时写到：“他独创的“笔法”和“皴法”以其颠覆传统和发展传统的超人胆识与智慧完成了自身个性化笔墨程式与图式的独特创造，人称“钟鸣皴”。这一笔法和皴法的出现，拓展了中国画的笔墨审美和用笔，融笔墨的肌理、痕迹和抽象笔法与具象笔法于一体，创造出全新的笔墨形态和图式。由此打破了当代人物画笔法和皴法的“旧世界”，建立了一个人物画现代语境下的“新秩序”。

　　“真正的绘画是要给人们一些美好的希望，画家在体味生活中反映时代”，在与钟鸣的多次交谈中他多次这样说道。体味生活、反映时代，憧憬未来，这正是钟鸣多年来坚持绘画创作的动力所在。为此，他像一个坚持不懈的守护者，在中国人物画创作的艺术世界里，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用笔墨语言演绎了一段段唯美、温馨的情怀，一份蓬勃向上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