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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功甫帖北京发布会的疑问

作者:佚名      中国书画编辑:admin     
拍卖本《功甫帖》“世家”印(左),《私诚帖》“世家”印(右) 拍卖本《功甫帖》“世家”印(左),《私诚帖》“世家”印(右) 拍卖本《功甫帖》“义”印(左),《私诚帖》“义阳”印(右) 拍卖本《功甫帖》“义”印(左),《私诚帖》“义阳”印(右)

  林牧之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句,似乎也是对今天“功甫帖”纷争的写照。

  作为一名热爱书法的人士,一直关注着“功甫帖”事件的发展。拍卖版《功甫帖》的拥有者刘益谦先生及其顾问们2月18日在北京举办媒体公开见面会。通过对这一见面会上的鉴定与发言意见进行分析,笔者发现不少地方与事实不符,让人疑问处也较多,现举数例,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此次为拍卖版《功甫帖》进行纸质检测的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有媒体查询香港公司注册信息发现,其全称为“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0月16日,即在《功甫帖》拍卖成交以后方成立。香港藏家林霄既是“受香港慈善机构‘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委托”,对《功甫帖》进行纸质检测的负责人,同时又疑似该机构的创办人。如此影响巨大的鉴定,却要请这一匆匆成立仅4个月的机构,原因何在?

  “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有限公司的检测报告认为《功甫帖》用纸与北京故宫藏宋李建中《同年帖》、台北故宫苏轼《致知县朝奉》为同一种纸张。仔细研究检测报告,貌似科学,其实很不科学。因为这三件作品,除对《功甫帖》原件进行所谓“高科技检测”,对另两件都是仅凭转抄别人研究结论和图片就断定“一致”。如果真正比对,应将三件原件放在同一灯光、同一桌上来比对纸质、纹路、包浆等,并且还需纸质采样分析,但宋代原作能够破坏性分析吗?再则纸张的鉴定需要纸张年代样本的谱系,目前纸张判断年代主要还是靠经验。匆匆成立的“近墨堂”人员上手了几件宋代书画?有鉴别宋纸的经验吗?所谓高科技测纸,基本可以视作哗众取宠。

  事实上,对于宋元及之前的书画,公认的真迹主要收藏于两岸故宫、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等。而对苏轼书法而言,没有争议的真迹均收藏于公立博物馆,无论是从墨迹、文献、纸质等哪一方面来说,由于有上手及研究机会,最有发言权的当然也是这些博物馆的研究人员。

  二、项子京收藏印可以不敲在“墨迹本”本幅上吗?

  上博专家认为按照项氏收藏习惯,不可能不在“墨迹本”本幅钤印。而藏家顾问提出:“不久前于故宫合璧的《出师颂》这一名迹项子京曾收藏过,上面亦不见项氏藏印。据以上名迹显示了一个事实,即项元汴收藏钤印不一定盖在一件藏品的本幅上,二位资深研究员的研究结果若非有意疏忽,则有失于过眼之宽博。”

  不久前故宫合璧的《出师颂》为绍兴本,其收藏经历是:唐太平公主、李约、王涯鉴藏,到南宋绍兴年间被收入内府,明代归王世懋藏,清初安岐收藏,后入乾隆内府,有米友仁鉴题,称为“隋贤书”。

  但不要忽略历史上还有一本《出师颂》,即“宣和本”。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对《出师颂》有详细记载:“章草书《出师颂》……流传有两本:一本有宋徽宗赵佶标题藏印,称为西晋索靖书,入清早已不存。一本则为南宋绍兴内府曾藏,有米友仁鉴题,称为‘隋贤书’……”徐邦达在文中将现已不存的宣和本如何流传至项子京手中、项氏花了多少钱买都有详述。由此可见故宫藏《出师颂》和项子京毫无关系。同样,刘先生的顾问提出的《此事帖》、《行穰帖》、《李白忆旧游诗》、《雪霁忆旧游诗》也没有依据。

  公开支持《功甫帖》为真的人目前没有一位国家级文物鉴定委员会成员,而且支持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明代项子京为何将藏印盖在另一张空纸的中间部位,而不是盖在“墨迹本”本幅上。而上博研究员的论证恰恰提供了证据和自己的逻辑。

  三、上博专家何处说过“侧锋”?

  刘益谦先生的顾问在发布会上说:“他们(上博专家)强调《功甫帖》的墨迹和苏轼风格不符,认为是以侧锋为主,线条枯燥。谢稚柳先生引用苏东坡书法就是以侧锋入笔……”

  而上博专家《从法帖中双钩》一文,未发现有“侧锋”一说。原文如下:试看“墨迹本”,如两“奉”字共计十横的起止……用笔以偏锋为主。

  刘先生的顾问故意把“偏锋”改成“侧锋”,再引用谢稚柳先生的书评来攻击上博专家,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令人费解。

  四、“义阳世家”是真印吗?

  刘益谦的顾问在发布会上强调发现所谓“义阳世家”找到出处一说,或是自欺欺人。鉴定印章虽是鉴定一件作品的旁证、辅证,但也需静心仔细,方法包括:印泥颜色、刀法风格、时代背景、技法高低等等,非简单与《印鉴》比对即可(印鉴中也不免收录伪印),要有多年的经验积累,并在这方面要下苦功夫,也不失为鉴定的一种方法。

  立轴《功甫帖》,上有钤四方半印,上博结论为伪印。论点:“世家”半印未骑到纸边(所谓左下角模糊四分之一骑缝印也未骑到纸边)。保利拍卖李雪松首先指出:由于有命纸(托纸)相隔,上博误判。这里到底是谁犯了误判的错误呢?

  历史上真正的“义阳世家”是一方四字方印,当骑缝压盖于画芯与装裱绫边之上时,由于画芯与裱绫在同一平面上,印文应反映在纸张及裱绫上(目的是上锁,避免换画),反观立轴《功甫帖》“世家”半印未能全部将半印信息沿纸边断掉。这是为什么呢?

  假设一种解释:压盖印章时,底板不平,压盖时有凹陷,未将印文内容全部反映。这种解释也通,只是会不免出现在盖比较大的印章时。但“世家”一印并非很大,(近3厘米见方)如此方章压不实说不过去。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世家”半印本身就是作伪人按《安素轩拓本》仿刻的残章?残章压出印文时就只能盖出骑不到纸边的情况,因为它不是全章。反观“世家”上方的“图籍”半印,印文却完全敲到纸边,

  同样,压盖“义”印时也未骑到下部纸边,和台北故宫藏徐铉《私诚帖》上的“义阳世家”藏印相比对,印文出入较大,比较刀法亦非同一人所刻。尤其“义”印,则完全是作伪者凭空所刻,“世家”有本可仿刻,而“义”印则属无本凭空所刻。作伪之人刻了两方伪印:“世家”印、“义”印。

  发现“义阳世家”并不能证实彼“世家”就是此“世家”,考据虽能帮助认识作品的内涵,但前提是要鉴别依据的真伪,用伪印残印说事如何服众?如果不是故意还情有可原,有意为之则甚为不妥。

  五、刘益谦先生的一位顾问在北京《功甫帖》发布会上以高居翰就《溪岸图》道歉为例,要求上海博物馆专家向高居翰学习,敢于认错,他说:“高居翰先生认为《溪岸图》是由张大千和徐悲鸿而作,后大都会结果确认高的观点错误之后,他主动地向王季迁说:‘对不起先生,我错了。’我也希望上博研究员能够像高居翰学习,敢于认错。”不知这位顾问所说的高居翰晚年道歉的证据在哪里?如果没有,那么就是公开杜撰,编造谎言。

  我所知道的是,在高居翰2012年所写的《早期中国画在美国博物馆》(收录于北大出版社2012年《翰墨荟萃》一书)一文中,高居翰仍然在文中明确说:“我坚信,深深地坚信,《溪岸图》不过是近代画家、赝品制造者张大千的伪作。”

  六、此次北京发布会上,萧平先生公开称徐邦达“在过眼撩路之间把翁方纲的题跋都抄在里边”,其实徐邦达在其《古书画过眼要录》所抄翁方纲对《功甫帖》的题跋乃李佐贤书画鉴影的文字,并非拍卖本《功甫帖》的翁方纲跋,如徐抄本与书画鉴影均为“元祐中”,而拍卖本《功甫帖》则是“元祐初”等,这一方面说明萧平是说假话,另一方面也说明徐邦达未必就见过原作。

  苏轼的《功甫帖》是存在的,但苏富比拍卖的《功甫帖》能归于苏轼名下吗?况且, 拍卖本《功甫帖》上三段翁方纲题跋字迹已有不少学者质疑为低劣仿造。其文字与翁氏文集中收录的跋文略有差别,勉强解释为可能在抄写过程中出现笔误;但仿翁氏题跋书法的伪劣,已可以证明此苏富比版“《功甫帖》”并非翁方纲当时看到的那幅真正的《功甫帖》。

  萧平原供职南京博物院,后离职。此次发布会对他的介绍却是故宫博物院特约研究员,那么,他是故宫编外人员吗?能代表故宫吗?他以这样的身份出席这一发布会知会故宫博物院吗?

  七、刘益谦先生何以“选择性”只相信拍卖实战人员?

  刘益谦的一位朋友春节前曾发出公开声明,透露早在刘益谦购买《功甫帖》前,曾受托转告刘益谦上博和故宫专家一致看伪的意见,但刘益谦仍坚持拍下此帖。刘益谦先生在北京发布会期间针对“为何相信苏富比的研究报告,却没想过请故宫博物院的相关专家求证”的问题表示,他“更认可从(拍卖)实战角度出发的人”,言语之间并不相信博物馆与国家级文物鉴定专家的鉴定,但他在2013年12月21日就《功甫帖》首次接受采访时的发言却有“(邀请)全球博物馆的专家对《功甫帖》的真伪问题进行研究讨论”的话,即在鉴定真假方面相信全球博物馆专家,而并未提及更相信拍卖界的实战者,这前后态度如此不同及“选择性相信”,不知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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