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绶祥：拈花惹草求进步

方寸之间耕心田（国画） 2009年 陈绶祥

　　本报记者 高素娜

　　还未见到陈绶祥，便先听到了他一则趣事。

　　话说，陈绶祥与李老十、于水、朱新建等一帮老友去南京办新文人画展。一上火车，陈绶祥就被两个热情的粉丝抓住了：“您就是赵本山老师吧！”陈绶祥忙不迭地跟他们解释：你们认错人了，我是画画的。粉丝根本不信，陈绶祥连忙向朋友们求救。但朋友只是在那里坏笑，仿佛暗示粉丝：“就是他！”

　　初见陈绶祥，果然，方方正正的脸，一撮小胡子，笑眯眯的，确有几分像赵本山。陈绶祥很健谈，思维敏锐，言辞锋利，笑谈间不时透露出渊博的学识和典型的文人之风。

　　把艺术当成人生修炼

　　3月22日至4月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桂林市人民政府等主办的“拈花·大隐国画展(陈绶祥艺术回顾展)”在桂林美术馆开幕，展出陈绶祥各时期创作的人物、山水、花鸟等不同题材精品230余幅，这也是他从艺60年来在艺术创作方面取得成果的集中展示。开幕式上，陈绶祥将自己最钟爱的作品赠送给桂林美术馆永久收藏。

　　陈绶祥的作品虽出自齐白石红花墨叶一派，但笔墨、结构、章法、意趣等却独树一帜，这与他的多才多艺是分不开的。陈绶祥儿时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在学校舞蹈队跳过芭蕾舞“小天鹅”，长大后更是诗、书、画兼修，他所秉持的把绘画当成一门学问，把艺术当成一种人生修炼的信条，使得他的绘画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画画家必须要懂得传统文化，陈绶祥从小就做诗，他的诗文格律、押韵都很规范。反过来讲，现在一些专业画家，包括很著名的画家，文化修养相形见绌。”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编审刘龙庭说。

　　对于此次展览的主题“拈花”，陈绶祥解释：“一般人认为‘拈花’是佛教中的‘拈花微笑’，佛祖拈着一枝花，会心地微笑。这个会心是生命的本身通过心的交汇，通过‘拈花’来达成共识，这是一种含义。还有另外一种含义，‘拈花’的‘拈’字左边是一个提手，右边是‘燃烧’的‘燃’，细想一下，一个很烫手的东西用手去拈起来，既小心谨慎又有选择。我想世界上有那么多种花木，我只能小心地选择一些。第三种含义，中国人喜欢说‘拈花惹草’，我用这个比方，我要惹一惹草。我们把普通的老百姓叫‘草民’‘草根一族’，拈这个花来惹他们这些草，让他们提出自己真诚的意见，帮助我改进，让我走得更远，达到更高的境界。至少有这么三种含义吧，所以我把展览命名为‘拈花’。”

　　“新文人画”的首倡人

　　“新文人画”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艺术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以区别于当时比较活跃的前卫派艺术以及后来的实验水墨等，它也是对全盘西化思想的反驳。“1985年前后的前卫派艺术的出现，把中国艺术推上了活跃的高峰。李小山喊出了‘中国画穷途末路’的口号。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中国画家感受到严重的危机，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画在新时期的发展甚至生存问题。”陈绶祥说，这是新文人画出现的背景。

　　陈绶祥是新文人画的发起和倡导者，新文人画活动的组织者及领导者之一。“新文人画”的概念正式提出，始于1989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与香港国际文化科技交流中心在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的第一届“新文人画展”，而“新文人画”的名称正出自陈绶祥。

　　1993年至1994年间，在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陈绶祥的主持下，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又开办了第一届中国画名家研修班，汇集了霍春阳、王孟奇、刘二刚、朱新建、周华君、边平山、马健培、于水、卢禹舜、林经文、申少君、唐勇力、王和平、李老十、何建国等在当时已相当知名的画家，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修。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壮举，无论是教学组织与安排，还是学员的愿望与要求，都有极大难度，但陈绶祥完成了。以研修班成员为主力的10次“新文人画展”，推动了当代中国画的发展。而陈绶祥也成为新文人画派的领袖。

　　“我们倡导新文人画，一开始就把10年的规划梳理出来了，展览的主题从‘道在足下’开始到最后的‘艺无止境’，当中有非常多的艺术追求。把它列为艺研院的科研项目，进行了10年以后，新文人画家已经有了很大影响。”陈绶祥说。

　　笔墨形色生熟眼

　　虽然“新文人画”自成立伊始到发展乃至渐而完善的历程中，始终伴随着掌声、鼓励、异议、反对之声，有低谷也有高潮，但陈绶祥却非常重视这四个字。他认为，“新”是指时代性，“文”是指民族文化性，“人”指绘画的个性，“画”指绘画的艺术性，而时代性、民族文化性、个性和艺术性则构成了艺术家对当代绘画的追求。“很多人错误地把传统和创新对立起来，其实，任何传统的东西，在它当时的时代必定是创新的。”陈绶祥说，绘画是一条漫长的路，可能要经过一辈子的努力，还不一定能达到目标。因此，他在创作上尽量扩展中国画方面的题材，把握它们色彩的运用，并在绘画创作上为自己总结了一幅对联，上联是“笔墨形色生熟眼”，下联是“穷愁通达变化成”。

　　谈及今后的研究和创作，陈绶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一转眼老夫也已经古稀了，我要把研究的成果认真梳理、补充和总结，争取给后人留下我个人思索的一些结论。我会给中央的干部写教材，也会给普通教育写教材，同时还承担很多国家研究的项目，注重对那些规律性的、深入的、常人不太注意的那些内容的探索，这是为了了解社会、服务社会。作为一个专业的研究者和理论工作者、画家，有责任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把中国文化推向现代化。我的目标也就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