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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方人定与黄般若:革新与国粹的思想碰撞

作者:佚名      中国书画编辑:admin     

  纵观广东现代美术史,“方黄之争”的深远影响无法忽视。这场论争以两位主角的姓氏命名:方人定(1901-1975)和黄般若(1901-1968)。这两位生于同年的画人,分别代表两个有着迥然不同艺术主张的群体——折衷画派和广东国画研究会,他们也各自走出了两条不同的艺术道路。他们曾经针锋相对,各执己见,在报端隔空论战,并逐渐演化为“传统出新”与“折衷中西”两种绘画理念的激烈碰撞,论战双方发表的精辟论述,也促成了两派艺术主张的交融,为中国美术史带来深远的启发意义。

  尽管如此,方人定和黄般若事后都抛弃前嫌,共赴国难。“艺术上不要有门户之见”,更成为他们的一致主张。他们的艺术风格,也因论战的激荡而展现出崭新的面貌:方人定决意东渡留学,研习西洋人体技法,走出了一条与老师高剑父截然不同的人物画道路;黄般若晚年则凭借精深的传统笔墨、丰富的阅历与悟性,创作出一大批具有现代气息的水墨山水作品。方人定与黄般若,已不仅是这场历史性对峙的缩影,也将作为国画现代化的里程碑永载史册。

  回首80多年前那场充满火药味的论争,“方黄之争”虽为20世纪广东、乃至中国画坛的一桩著名公案,却让今天不少读者感到陌生。论战的议题既非私人恩怨,也超越了派系之争。他们对传统国画与民族文化何去何从的反思,在中国艺术史和文化史上引起深远的回响。

  20世纪初,因痛感中国画末流因循凋敝的状况,不少有志青年都将目光投往西方,以写实主义对国画进行改革。其中,以“二高一陈”为代表的“折衷派”,更高扬“国画革命”大旗,活跃于艺术舞台。高剑父更在春睡画院设帐授徒,培养新生力量。然而,与此同时,一股全盘否定民族传统的虚无主义之风,也迅速席卷全国。为挽救日益沦亡的国粹,重振国画雄风,潘至中、赵浩公、黄般若等主张捍卫传统的画人在1923年组织了“癸亥合作社”,两年后扩充为“广东国画研究会”,潘达微、李凤公、李研山等纷纷加入。该会声势浩大,组织完备,就连远在外省的著名画家黄宾虹也加入为其会员。

  由于艺术观念不同,传统派与“折衷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传统派认为应传承传统笔墨,“折衷派”则主张“折衷中西”改造国画。早在1921年“广东省第一次美术展览会”前,双方观念已产生严重分歧。而被国民政府高价购买的“二高一陈”作品被传统派认为是“抄袭日本画”,引起舆论哗然。后来,高剑父授意方人定撰写《新国画与旧国画》刊于报端,指责传统派因循守旧。黄般若随即在潘达微的授意下,撰写了《新派画就是中国的衣冠吗?》一文,指出这些“新派画”其实是“抄袭日本画”,否定他们的作品是“中华民国的衣冠”。

  论战一触即发,两大阵营各执己见,攻讦不休:法政学校出身的方人定,痛陈文人画消遣戏笔之弊害;有深厚传统造诣的黄般若深谙画史画论,直言脱离心性必致艺术陷于死亡。“折衷派”疾呼“国画革命”,传统派力主“民族特性”。黄般若还搜罗不少日本画家的作品图片,与“二高一陈”的作品并列刊于报上,令“折衷派几无反击余地”。

  不过,你来我往之间,双方争论的焦点也从“抄袭日本画”逐渐转移到新旧派的关系、艺术的雅俗标准、国画应否改革与如何改革、传统文化如何传承等问题上,大大拓宽了国人艺术视野深度与广度,为岭南画坛创造了开放、多元的现代格局,也为中国美术现代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有趣的是,隔空论战的两位主笔,竟一直素未谋面。直到1938年,在香港抗战画展期间,方人定才与黄般若不期而遇,“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人惺惺相惜,握手言欢,开创了各自的艺术道路,共同为历史翻开一页新的篇章。

  (原标题:“革新”与“国粹”的思想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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