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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兴华:于右任晚年局限章草

作者:佚名      中国书画编辑:admin     

  复旦博导沃兴华点评:

  在现代书法史上,于右任始终是位备受关注的风云人物。尤其在中晚年间,他创造性地以碑入草,融章草、今草于一体,将碑学推向了碑草书这一碑学最高发展阶段。同时,凝心聚力首创“标准草书”这一书体,晚年又因偏向于章草,陷入争议中。中国书法院研究员沃兴华认为:于晚年局限于章草的“三长”,皆违背了书法艺术精神。

  ■收藏周刊记者 程辛 实习生 苏碧雁 整理

  艺术家简介

  于右任(1879-1964年),陕西三原县人。原名伯循,字右任,后以字行。笔名神州旧主、骚心、太平老人等,号髯翁。于右任自幼“读经史,学诗文”,早年深感清廷腐朽,因而写出《半哭半笑楼诗草》。1904年,遭清廷严令通缉,在乡伯李雨田救助下,潜逃上海。1906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后,从此投身于革命事业。1949年定居台湾,1964年仙逝。

  问诊专家

  胡恒:于右任在台湾期间的最后一个秘书

  姜寿田: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代书家

  沃兴华: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院研究员

  钟善明:西安交大艺术学院院长、当代著名书法家

  “自1949年先生到了台湾后,直至先生仙逝为止,其书法再无太大变化了。”——胡恒

  “晚年身在台湾,于的草书局限在了标准草书之内,即选择上偏向于章草,并认为它有以‘三长’。而这三长恰恰都是违背书法艺术精神的。”——沃兴华

  他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四大原则,倡导“标准草书”运动

  追溯20世纪的中国书法,早期,碑学走向成熟;晚期,强调书体创新。而在这两个时期中,于右任始终是一位备受关注的风云大家。沃兴华在《论于右任书法》一文中讲道:“早期,他是积极的实践者,开创了重、拙、大兼而有之的风格面貌,受到普遍的赞誉和推崇;晚期,他是主要的影响者,作为变法创新的榜样,作品被许多书法家和爱好者借鉴学习。”然而,就其书法发展,沃认为,于右任的书法艺术分三个阶段:帖学、碑学和草书。再进一步讲,即是于右任中晚年首创的“标准草书”。

  翻阅陈墨石(中国书画家协会副主席)为于所著的《于右任年谱》可见, “先生自十岁起,临帖至今未间断,功底扎实,书艺大增。此期间专写北魏碑帖,尤以写何绍基临《张黑女墓志》极为神似。”据沃兴华考证,从于有年款的最早作品《延长感事》名款来分析,其名字“右任”,与1921年名款写法已不同。翻看其1921年所书行书联《与明钦联》明显可见,“右”撇比横长,“任”已连写。“强调纵势与纵向连贯,属于帖学特征。”沃认为,这时,于的书体风格用笔放逸,结体开张,章法上大大小小,参差错落,磊落跌宕。他还进一步分析:“根据字如其人的说法来看,于早年以‘半哭半笑’为斋室名,后又奔走革命,出生入死,自称‘江湖侠士’,逞强使气的书风,如实反映他当年的精神面貌。”

  在跟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后,于对北魏碑志书法有了更深的认知。钟明善在《于右任的书法艺术》中说,“他(于)曾告诉友人,孙总理提倡魏碑,他也提倡,因为魏碑有‘尚武’精神。尤喜欢粗犷豪放有‘尚武’精神,甚至有几分野气的北魏碑志书法。”

  “然而,帖学与碑学,风格面貌和创作方法完全不同,要实现这种转变,不是一件易事。”沃兴华指出,中国书法史上有一个现象,大凡志士仁人、文化精英,遭受挫折时都会亲近书法,以书法来排遣愁闷,疗治精神创伤,于右任也逃不出这种宿命。1918年至1922年,于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与北洋军阀作战,悲观之际,他开始学碑法。访碑,临碑,则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古都陕西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汉魏六朝石刻随处可见,促使他的书风向碑学转变。1921年间,据《于右任年谱》记载,“先生开始购置碑石墓志。”1924年至1927年间,于写了很多墓志作品。而《总理遗嘱》是他从魏碑走出贴学(楷书)的代表之作,书风跌宕独具的个人风格逐步形成。为了表现金石气息,于在用笔上追求纵横挥洒,自然跌宕。一如他所言:“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几经探寻,1928年后,其新的书体被创新出来。对此,沃兴华点评:“清以来,帖学大坏,碑学兴起,经过赵子谦、康有为等人在结体上横向取势,左右拓展字形,恢弘博大初现。而到于右任手中,他在前人基础上,又强调体势与结构造型,因不稳而产生拙朴的趣味,标志着清初逐渐兴起的碑学到此臻于极致。”

  1932年是于书法发展的又一转折期,沃兴华指出,有三件标志性的大事。一是《右任墨缘》出版,汇集了碑版行书的代表作品;二是,于认识王世镗(1868-1933年,天津人,著名章草书法家)兴趣从行书转向草书;三是,成立标准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四大原则,倡导“标准草书”运动。从于1938年所书《文天祥<正气歌>》(六屏)可见,以标准草书写之,线条流畅,字形简约,结体开阔,从横势变纵势,是他的典型代表书作之一。“应该说,1932年至1949年,于右任的草书因为有这种追求而没有完全标准化,表现出一种强力的探索勇气、精进的发展势头和蓬蓬勃勃的生命气象。”沃兴华认为。然而,随着1949年,于右任到了台湾后,晚年书法的艺术遗憾亦随之而来。

  晚年选择上偏向于章草,并认为它有“三长”,而这三长恰恰都是违背书法艺术精神的

  于生前最后一任秘书胡恒先生说:“自1949年先生到了台湾后,直至先生仙逝为止,其书法再无太大变化了。”而后人在评定标准草书方面,争议亦未有停歇。姜寿田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书坛一直为沈尹默(1883年-1971年,浙江吴兴人。以书法闻名,民国初年,书坛就有“南沈北于”之称。)海派帖学所笼罩,碑学已被全面遮蔽。而于右任的碑草书及轰轰烈烈的标准草书运动几乎被历史忘却。

  于首创的“标准草书”,虽是站在极高的审美观来选定的“标准符号”,对于后学者在入门上难度降低,变得“有章可循”。但为何于的创新书体会落寞?沃兴华认为,晚年身在台湾,于的草书局限在了标准草书之内,即选择上偏向于章草,并认为它有“三长”(利用符号,一长也;字字独立,二长也;一字万同,三长也。)而这三长恰恰都是违背书法艺术精神的。如何理解?用祝枝山(明代四杰之一)所言解释或更贴切:“情有轻重,则字之敛疏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而于偏好于三长,或是给自己无形中定了个框。

  这一遗憾,于右任在暮年时分也是深深自知。1963年,他说:“延涛(刘延涛,1908—2001年,著名书画家、书法理论家)作我的年谱已成,我后段太不争气,年谱不生色,为世人所轻。”姜寿田亦有言,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也与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具有密切的关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他认为是于老远离大陆,偏居台岛一隅,对现代书坛失去影响力所致。

  (本版参照文献沃兴华《论于右任书法》、钟明善《于右任的书法艺术》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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