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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传席:石鲁有第一流的素质第二流的才情

作者:佚名      中国书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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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鲁是长安画派的主将,因其经历富于传奇,而被刘墨认为是当代画坛上世纪(下同)七八十年代最耀眼、最有个性的一代大家。陈传席却指出,严格地说,石鲁在绘画史中既不是大师,也不是巨匠,只能算是一位出色的画家。郎绍君直言,其大部分作品生活气息淡薄,过分强调比喻和主观幻象。笔墨虽比60年代前期更加凝练,更富于个性,但圭角外露、缺乏内涵、不够自然。

  ■收藏周刊记者 程辛 实习生 苏碧雁 整理

  简介

  石鲁

  1919—1982年,四川仁寿人,原名冯亚珩。“石鲁”一名,乃合石涛与鲁迅二人名字而成。后与赵望云一同创立了“长安画派”。

  问诊专家

  刘曦林:美术史论家、书画家

  陈传席:美术史论家、美术批评家

  刘 墨: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郎绍君:河北大学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名家点评

  石鲁是个大才、全才。在当代艺坛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同时具有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的敏锐,同时在诗、书、画、印的综合成就上达到如此的高度,于绘画这一部分又同时在人物、山水、花鸟这几大类均取得突破。——刘曦林

  石鲁的画,大都是在灵感的冲动中画出来的,冲动一过,画也就结束了——冲动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而且即使有了,也不会持久。所以,统观他的画作品,我们只能说,石鲁留下的是一个个精彩的“碎片”。——刘墨

  50年代创作人物山水画成第一高峰期

  创立“长安画派”与“江苏画派”并立

  石鲁后期在书画上的印章常常是“冯门九子”,意在表明自己的身世。石鲁生于四川仁寿一大户人家,家藏万册,颇受家庭文化氛围影响。15岁的石鲁在东方美专学习国画、素描、色彩、写生等课程。刘墨指出,此时的石鲁发现石涛、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画家与自己心性十分接近。他极善于学前人,如石涛、八大山人、龚贤、虚谷,乃至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妙处皆不露痕迹,不忘自家本位。从他的小画中可以看出大格局来,对笔墨的敏感也展现充分。[2]

  统观石鲁的艺术历程,其脉络比较清晰。20岁时,石鲁从天府之国转向黄土高原。刘曦林指出,此前石鲁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画抒情写意的艺术观,以及在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论。到了延安后,石鲁的艺术方向发生变化,坚持从事速写练习和连环画、插图、版画创作。[1]

  进入50年代后,石鲁恢复了中断10年的中国画创作,从美术普及回归艺术创作,刘墨指出,此后不久的石鲁便渐渐舍弃了“水墨+素描”的写实体系。刘曦林亦表示,在这17年中,他由反映生活和大自然的客观真实,逐渐转向突出主观的情感和宏观的表现,从工谨的、小写意的手法跨向纵笔写意的阶段。以《转战陕北》等一批精品为标志,形成了人物、山水画的第一个高峰期,把现代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创作观念引领到一个新的层次。

  与此同时,刘曦林还补充,石鲁同赵望云等一批长安画家,在黄土高原上扬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1961年的“西安美协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影响甚大,始被誉为“长安画派”,与傅抱石为核心的“江苏画派”(又称“新金陵画派”)筑立于当代中国画史,从而改变了现代中国画史上地域性画派的重心。[1]

  《转战陕北》奠定了

  他在美术界的地位

  就艺术探索而言,郎绍君认为石鲁的成就主要在60年代前期。他从现实生活出发去改造形式、革新技法,而不是依照成法去套生活。重视独创和构思的惨淡经营,又能抓住生活中获得的直观印象。这些,构成了那一时期的真正现实主义的特色。[4]

  观石鲁的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题材均有涉足。就其人物画而言,刘曦林指出,石鲁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天人合一”观。其中从侧面表现历史的《转战陕北》,将人物与陕北高原塑为一个整体,最具代表性。陈传席亦表示,1959年,石鲁创作的《转战陕北》,奠定了他在美术界的地位。论及成功原因,陈传席分析,关键在于他画了别人从未画过的题材——黄土高原。画上没有一棵树,一棵草,全是黄土,但他表现得好,令人耳目一新。最后他总结,石鲁填补了画史上一个空白。[1]

  而石鲁的花鸟画又是如何?刘曦林分析,石鲁的花鸟画创作晚于人物和山水。60年代初,花鸟画虽不多,却颇富新意。70年代初,石鲁突然发现了花鸟画这个便于以比兴之法抒写情意的利器,以主观意识的高扬、内在冲动的爆发、金石力度的强化和笔路的狂放诡奇为主要特征,区别于60年代花鸟画,成为石鲁后期狂放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1]

  对石鲁的花鸟画,刘墨亦有一番见解。他指出,1975年后,石鲁所作多花鸟作品,用笔与以前的圆润不同,多作三角形用笔,更概况,更抽象。从笔墨两方面来说,石鲁的墨色用得极好,他画的一幅小兔子的墨色,其透明处甚至不比虚谷的差。不过,他的用笔就不行了,很少能有耐看如齐白石、黄宾虹那样的线在他画中出现。[2]

  石鲁用笔很少有耐看的线

  晚年画中有一种“玄虚感”

  结合着石鲁的作品《南泥湾途中》来分析其画作中的遗憾。陈传席认为,虽然画得很好,但比《转战陕北》逊色多了。为何?他指出,石鲁用传统的方法多了一些,而传统功力又不十分过硬。陈传席指出,石鲁作画用的是传统方法,他的精心之作,虽形式上尽善尽美,但其笔墨显然缺少内涵,传统功力不足。[3]不过,刘墨并不这样认为。他承认《转战陕北》是最用心的一幅,不过《南泥湾途中》最好。谈及原因,刘墨表示,这幅作品构图、墨色、色彩等都配合得极好,是石鲁作品中少见的完整者。

  而在上述提及石鲁用笔之弊病,刘墨直言,石鲁用笔很少有耐看的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刘墨指出,问题出在他的书法上。石鲁的书法不仅生硬,而且还显得蛮横,这种气魄当然是了不得的,可是与中国书法的价值取向相去万里。因此刘墨表示,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推崇的“狂”、“乱”、“怪”等,在石鲁的画中表现最为充分,而中国传统画中的优雅与平淡,却不见了一点影子,且晚年的画中有一种“玄虚感”[2]

  受时代环境的影响,陈传席指出,石鲁受到强大的压抑,得了精神分裂症,因而正式创作生涯不过十几年。如石鲁在一些作品的花木、墨色中加入了很多的文字符号,看上去一团热闹,很让人激动,细看却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那绝不是他无意加上去的。当然,归根结底,石鲁有学问,但不太深;对传统有所知,但不够深入。因而陈传席总结,作为画家,石鲁有第一流的素质,第二流的才情,但因其基础不够雄厚,认识传统不够精深,囿于时代影响,中断了他的发展。因而,他没有达到他应该达到的高度。[3]

  本版参考文献:([1]刘曦林《石鲁的人生旅程与艺术风神》、[2]刘墨《20世纪中国画名家批评》、[3]陈传席《画坛点将录》)[4]水天中整理《石鲁绘画艺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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