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山图》考疑：《富春山居图》火前全貌

图一 图二 图三

　　应读者要求，《诗书画》杂志将在博客中刊发以往各期的部分作品，请赐览。

　　(《诗书画》杂志第三期2011年11月发行)：《剩山图》考疑——兼论《富春山居图》火前全貌 

　　许洪流  

　　清顺治七年(1650年)吴洪裕火殉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未果，遂成两段。经过三百多年的辗转流传，尚馀六纸相接的后段，因卷末有黄公望赠予无用师的自跋，故名《无用师卷》，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山水一丘一壑之景全不似裁切者”(吴其贞《书画记·卷三》)的前段，名为《剩山图》，今藏浙江省博物馆[微博]。

　　《剩山图》自一九五六年归藏浙江省文管会(后归浙江省博物馆收藏)后，学界颇多关于《富春山居图》烧毁内容、长度及《剩山图》真伪的探讨，然迄今尚无定论。诸如徐复观先生《中国画史上最大的疑案补论—并答饶宗颐先生》一文，认为《剩山图》“是伪造付火故事后的副产品”(见《明报月刊》，第110期)。傅申先生《〈剩山图〉与〈富春卷〉原貌》则“肯定《剩山图》不但与《无用师卷》有关，并且是原就相连在一起，到火后才拆下另装的”，“无用本卷首失去的长度，一定是两纸，即212公分左右。也就是说无用卷的画身在火前应有八纸七缝，长约848公分”，故“重建”《富春山居图》火前“全貌”的可行方案，是“先将《剩山图》接于无用卷右方，再据子明本补绘《剩山图》右方一段，最后将邹(之麟)临本平沙一段缩临于此卷首”(见《明报月刊》，第112期)。徐邦达先生《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真伪本考辨》提出《剩山图》与《无用师卷》“图作”“衔接”、“火痕亦相符合”、“吴之矩”骑缝章“也能合拢”等三条依据，“证明两者确是分开的一物”，并认为《富春山居图》被烧毁部分“实在只有七分之一弱”，即认为火前应为七纸六缝；至于烧毁内容及其实际长度，认为尚有“几个不可解的问题”(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2期)。丁羲元先生《〈剩山图〉质疑—并论〈富春山居图〉》则提出《剩山图》与《无用师卷》在纸色、墨色等八个方面的“不合”，进而推断《剩山图》系吴其贞所伪，并“据传世无用师本和史料之记载”，推定《富春山居图》火前“全卷应有八纸，约合850公分”(见《故宫文物》，第216期)。嗣后，查永玲女士《〈剩山图质疑〉之辨疑—兼论〈富春山居图〉的绘画风格》将丁文第二部分梳理成四个问题，逐一辩驳，认为“正因为《质疑》一文的作者对自己所提出的几个问题都只能以假设来证明论题，因而显得没有说服力，无法自圆其说”，并对丁文“八不合”作了详略不等的辨疑；至于全卷火前长度，则与丁氏持论相同(见上海博物馆编《千年遗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

　　概而言之，迷雾重重。有感于诸家之研究尚有可深入处，笔者拟就《剩山图》真伪及《富春山居图》损毁内容、尺寸等问题，略抒己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剩山图》与《无用师卷》间“吴之矩”骑缝章的真相    

　　吴湖帆先生曾指出：“(《剩山图》)纸之左上角，赫然有‘吴’字半印，与故宫截本(按：指《无用师卷》)第一节上角‘之矩’二字半印适相符。”(见《元黄大痴〈富春山居图卷〉烬馀本》，载《古今半月刊》，第57期)作为视《剩山图》与《无用师卷》本为一物的重要证据之一，徐邦达、彭袭明等先生亦持此说。遗憾的是语焉不详，无怪乎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质疑：既然“吴之矩”骑缝章完整，为何两图在构图上无法“连串起来”？(见徐复观《中国画史上最大的疑案补论—并答饶宗颐先生》)

　　《无用师卷》每纸相接处，均有“吴之矩”骑缝章，且每纸画面构图相连。既然从笔墨、气韵诸方面均可视《剩山图》与《无用师卷》原为一体，为何此处的画面无法相连？笔者一度推测：《富春山居图》烬馀的两段，曾在分别裁切后合璧裱为一卷，此处的骑缝章当系吴氏家族重裱后补钤。自谓此一推测既解释了两画山水的“不相连”，更说明了《剩山图》之必真无疑。后因反复推敲吴其贞的相关记载及《无用师卷》现存情况，才意识到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吴其贞《书画记·卷三》云：    ……今将前烧焦一纸揭下，仍五纸(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无用师卷》为六纸相接，此处恐系笔误，应为“六纸”)，长三丈……今为丹阳张范我所得……其图揭下烧焦纸尚存尺五六寸，而山水一丘一壑之景，全不似裁切者，今为予所得，名为《剩山图》。同时，现存《无用师卷》展示了两个相关信息：卷首火痕居于画面中部而天地完好；第一纸与后数纸长度相似(末纸除外)。

　　结合起来看，“揭下烧焦纸”一语透露了若干重要秘密：1.《无用师卷》第一纸起首处未曾被裁切；2.《无用师卷》第一纸右上角“之矩”半印系与后面的骑缝印同时所钤；3.《无用师卷》第一纸之前一纸原初所钤的半个骑缝章“吴”字，已在裁取《剩山图》时被切除。

　　那么，《剩山图》左上角“吴”字半印系何时所钤？何人所钤？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尚须回答：裁切揭下的“烧焦纸”为何如此裁切？前者当然是为牟利，相当于今人的“废料利用”。后者显然与前者相关，要牟更大利，画面必须裁切得更完整、更美观。事实确实如此，经过精心设计而裁取的《剩山图》，“山水一丘一壑之景，全不似裁切者”。试观历来临仿《富春山居图》最相似之“子明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剩山图》画面结束处往左，山势逐渐上行，若不将此上行之山势裁去，实为构图之大忌。再则，细观《剩山图》与《无用师卷》相连处的火痕。吴湖帆先生曾在照片上以朱砂笔勾出火痕(见图一，图中红线系笔者复勾)，表现此上行山势的画面已烧焦，只有裁去，才能使《剩山图》的画面显得完整而不拖沓。

　　回到前面的问题，吴其贞之归藏裁切后的《剩山图》，得诸张范我，抑或直接得诸吴贞度(子文)？虽然《书画记·卷三》没有详细记述，但从行文逻辑看，应直接得自吴贞度。因此，可以断定：裁取《剩山图》者，是吴贞度；补钤《剩山图》左上角“吴”字半印者，也是吴贞度。至于何时所钤，应在《无用师卷》归藏张范我之先。根据目前可知文献，此“吴”字半印的补钤，可确定在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时间段内：上限为顺治七年(1650年)冬(其时吴洪裕火殉《富春山居图》)，下限为吴其贞向张范我“往谒借观”的壬辰(1652年)五月廿四日之前数日。

　　可证实上述判断的依据，是两个“半印”倾斜程度的丝丝入扣。笔者曾将《剩山图》与《无用师卷》的高清晰电子图像，在Photoshop软件中还原为实物尺寸，另取《无用师卷》中完整的“吴之矩”印，调整成与《无用师卷》“之矩”半印相同的倾斜度，以50%的不透明度，将此印图层移至“之矩”二字完全吻合后还原为100%的不透明度，再将置入的《剩山图》图层调整为50%的不透明度，平移图层，“吴”字半印果然完全吻合。可以想象，若没有《无用师卷》作参照，绝不可能在《剩山图》上补钤出倾斜度如此相似的半印。可见，此事非同时拥有《无用师卷》与《剩山图》，非家藏“吴之矩”印章的吴洪裕子侄如吴贞度辈不办！如此，亦可进而证实《剩山图》与《无用师卷》本为一体，决非伪物( 见图二)。

　　至于两个“半印”间所缺不足1毫米的画面，既有可能在《无用师卷》装裱时切掉，也有可能在《剩山图》装裱时切掉。

　　二、《富春山居图》火前全貌

　　(一)长度

　　关于《富春山居图》火前长度及被毁画面，比较重要的文献有六处：

　　1.此卷……展之得三丈许。(董其昌跋《富春山居图》)

　　2.……原有六张纸，长三丈六尺……已烧焦前段四尺馀矣。今将前烧焦一纸揭下，仍五纸长三丈……其图揭下烧焦纸尚存尺五六寸。(吴其贞《书画记·卷三·黄大痴富春山图纸画一大卷》)。

　　3.……已毁去其十之三四矣。(王师臣跋《剩山图》)

　　4.《富春山居图》为子久名卷，经兵火，失其半，所存者归泰州季氏。

　　……予往泰兴尽观季氏收藏，《富春》去其卷首仅二尺许耳。

　　……余见《富春图》残帧，乃首段，仅二尺馀。(程正揆笔记。均见《石渠宝笈·初编》)

　　5.……焚其起手一段。余因问卿从子问其起手处，写城楼睥睨一角，却作平沙。秃锋为之，极苍莽之致。平沙盖写富春江口出钱塘景也。自平沙五尺馀以后，方起峰峦坡石。今所焚者，平沙五尺馀耳。(恽寿平《南田画跋》)

　　6.据董思翁跋云，展之得三丈许。是未毁时本。《式古堂》、《江村录》皆云“二丈”，乃已毁时本。此《剩山图》存二尺弱，盖中间一段也。其前臆测被毁盈丈。(吴湖帆跋《剩山图》)

　　当代学者则有两说：

　　1.八纸七缝，长约848厘米。傅申、丁羲元、查永玲均持此说。此说的主要依据是文献。上文所引董其昌、吴其贞、王师臣、恽寿平和吴湖帆所云，均可引为证据，尤其是恽寿平记述的问卿从子所云画卷起手处有“城楼”、“平沙”数语。傅申先生更提出香港黄家所藏的邹之麟辛卯(顺治八年)临仿本(以下简称“邹氏辛卯本”)，“还能临得全貌”，因其卷首“尚有一长段的平沙”，认为《无用师卷》卷首失去的长度，“一定是两纸”。

　　2.七纸六缝。徐邦达先生持此，其主要依据是沈周背临本(今藏故宫博物院)和《子明卷》，但认为第一纸“至多也仅80或90厘米，比107.7厘米(第五段)还要短不少。按常理第一纸不应当是较短的(末段可以)，这真无法理解”。

　　《无用师卷》与《剩山图》的长度分别是636.9厘米和51.4厘米。据此对照，可知上引六处文献颇为芜杂，彼此多相抵牾，其中不乏耳食者，实难据此定论。可以说，唯一真正能支撑“八纸”说的，只有吴问卿从子所云的“城楼”、“平沙”数语，且此一记载有“邹氏辛卯本”可资佐证。问题是，沈周背临本、《子明卷》等火前临本不但卷首画面相似，且均未见有“城楼”、“平沙”，似乎在无言地指证问卿从子是信口开河。因此，“邹氏辛卯本”成了问题的关键。

　　目前所知邹氏临仿本或许有二：一为恽寿平所述“庶几不失丘壑位置”的邹氏“拓本”，一为“邹氏辛卯本”。饶宗颐先生认为：“此本(‘邹氏辛卯本’)平沙五尺馀宛然在目，故知惟有此邹氏临本方是完本。”同时也认为此本恐非恽寿平所云的邹氏“拓本”。

　　但是，“为什么火殉之后，邹临本还能临得全貌”(傅申)？饶宗颐先生推测，“邹氏辛卯本”前段《子明卷》所无之“远树沙陂”，是“先有‘拓本’，存其轮廓，后来重借烬馀本临仿时，前段照为补上”(见《〈富春山居图卷〉释疑》，刊于《明报月刊》，第109期)。饶氏认为此“拓本”“有保存粉本之意”。但是，将“邹氏辛卯本”画面与《无用师卷》、《剩山图》、《子明卷》等仔细对比，饶宗颐先生的推测不无疑点。

　　“邹氏辛卯本”凡六纸，长991厘米，高28.5厘米。自第二纸后三分之一处始，直至卷尾，构图完全出自《无用师卷》，而此前画面，与《剩山图》、《子明卷》起手处，全不相涉，唯一能印证的是恽寿平所记的“自平沙五尺馀以后，方起峰峦坡石”一语。假设先有“保存粉本”之意的“拓本”在手，当不致有如此之大的差距。因此，“邹氏辛卯本”确实是《无用师卷》的临仿本，而《无用师卷》所缺失的前段画面，应系邹之麟凭借记忆的自由发挥。至于此“邹氏辛卯本”是否即恽寿平所云之邹氏“拓本”，抑或本为二物，目前尚难考证，亦无关乎本文主旨。

　　邹之麟曾跋《富春山居图》云：“余辱问卿知，凡再三见，窃幸之矣。”可知邹氏当熟悉《富春山居图》画面，不可能凭空臆造出一段本不存在的“平沙五尺”。如此，则“八纸”说当可成立。但事实上，证据尚未圆满。

　　首先，必须证明“邹氏辛卯本”为真迹无疑。

　　楼秋华先生便认为，“邹氏辛卯本”是“伪托之作”(《〈富春山居图〉真伪》上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微博]，2010年，第176页)。果然如此的话，不但恽寿平难脱“以讹传讹”之责，“八纸”说也将土崩瓦解。遗憾的是，楼氏断语并无证据，颇有臆测之嫌。邹之麟存世作品不多，但其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近水远山图》，山水笔法与“邹氏辛卯本”如出一辙，似可佐证后者非伪。但两件作品的款识，笔势大异，前者内擫，后者外拓，且遍查国内邹之麟画作(参见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后陆续出版)，款识书风多类前者。邹之麟书法颜面欧骨，虽然也有外拓书风，如天津博物馆所藏书法扇面(参见《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九册，第198页，津7—0551号作品)，但其笔法、神韵和“邹氏辛卯本”款识实乏一致之处。因此，“邹氏辛卯本”是否真迹无疑，尚需加一问号。

　　其次，必须解释“邹氏辛卯本”为何缺失吴问卿从子所说的“城楼睥睨”一景。

　　第三，必须解释为何沈周背临本、《子明卷》同以水前小阜起手，又俱失“平沙五尺”。

　　也许正因为上述问题的暂不可解，“七纸”说自有其立足可能。除了徐邦达先生，楼秋华先生《〈富春山居图〉真伪》也持此说；单国强先生则在二○一一年五月十四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的“海峡两岸黄公望艺术论坛”上，发布了就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亦持“七纸”说。

　　若“七纸”说成立，第一纸长度如何？徐邦达先生认为“至多也仅80或90厘米”，楼秋华先生认为“长约106厘米左右……焚毁约54.7厘米左右”(《〈富春山居图〉真伪》上册，第175页)。前者是约略估计，后者亦未作详尽分析。究竟哪个数据更准确些，尚需剖析。

　　存世临本中最能反映出《富春山居图》烧毁内容者，当属《子明卷》。在《子明卷》上约略估计《剩山图》首尾及《无用师卷》起手处的对应位置，可知被烧毁并裁切的画面内容，即图中色彩较浓的两段(见图三)。

　　试将《无用师卷》与《子明卷》的原大复制品全部展开，比较其画面景物的大小与位置关系，发现《子明卷》略小于《无用师卷》，这一关系同样见于前者对应于《剩山图》的画面，长度也略短于《剩山图》。按此相应比例，经电脑测算，《剩山图》与《无用师卷》间约缺失1.7厘米，《剩山图》之前约缺失47.5厘米，加上《剩山图》，可知“第一纸”的总长度为100.6厘米。加上《无用师卷》长度，“七纸”说的火前《富春山居图》长约737.5厘米。

　　值得指出的是，还原出《剩山图》与《无用师卷》的火前位置关系是有一定意义的：1.证明了《剩山图》左上角“吴”字半印系火后补钤(图中空白处的“吴”字半印，是原印所钤位置)。2.解释了部分学者对《剩山图》与《无用师卷》“山不相连”的疑惑。3.使《剩山图》与《无用师卷》起手处的五个连续火痕更显自然，进一步证明了《剩山图》与《无用师卷》本为一体。(二)高度

　　《剩山图》高31.8厘米，《无用师卷》高33厘米，两图高度差为1.2厘米。这一现象不难理解。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火后的《富春山居图》，其“前烧焦一纸”(吴其贞《书画记·卷三》)的上下边缘烧毁比较严重，为求画面整齐美观，裁取《剩山图》时分别切掉了一部分。

　　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无用师卷》的上下边缘是否也曾裁切？《富春山居图》的火前高度可能是多少？

　　关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理由有三：

　　一、按常理，一个收拢的手卷置入火中，两端必然会逐渐燃烧，而燃烧的速度，卷首肯定快于接近轴心的卷末，至于哪一端烧毁会严重些，取决于该端所处位置火力的强弱，既可能两端燃烧基本均衡，也可能一端略强，甚至在初始阶段一端已燃，另端却完好无损。这一物理规律既解释了《剩山图》为何更窄些，也决定了《无用师卷》若火后未曾裁切，至少有一个边缘火痕累累。现存《无用师卷》上下边缘完好整齐，唯一的可能是单独装裱时曾被裱画师“光边”。

　　二、装裱《无用师卷》时被移作前隔水的董其昌跋，下端裁切明显，“在”、“会”二字，仅剩其半；上端文字过于顶边，不符合董其昌书法的布白习惯，肯定也曾遭裁切。这种极其过分的裁切，恐怕是裱画师为了适应《无用师卷》高度的明显缩减，求装裱美观而为之。

　　三、比较《子明卷》，《无用师卷》前两座高峰明显少了内容，尤其是处于第三纸的山峰，使画面顿显局促，而《子明卷》的画面上部，则颇有恰到好处之感。

　　关于第二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假设，《无用师卷》上端画面以《子明卷》为准；下端则考虑画面应有的完整程度。经分别测算和估算，如在《无用师卷》画面上端加上1.6厘米，下端加上0.7厘米，应是火前《富春山居图》的大致高度，即35.3厘米。以此高度，倘若加上装裱时上下两端的包边，《富春山居图》手卷火前的总高度应近36厘米。如果将现存董其昌题跋置于如此高度的尺幅，相信可以充分展现空灵洒脱的董氏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