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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馆与书画家:国学中的书画

作者:佚名      中国书画编辑:admin     
陆俨少 《幽居图》 陆俨少 《幽居图》

  文史馆与书画家的关系一直密切。1953年6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上海市成立了以“敬老崇文,存史资政”为工作宗旨的文史研究馆。迄今聘任了1172名馆员,包括诸多文史、书画方面的大家。在文史馆建馆六十周年之际,上海大学美院教授、文史馆馆员徐建融就此做了一场讲座,本刊特选刊部分内容。

  徐建融

  “国学”中的书画与

  “美术”中的书画

  “国学”中的书画是相对“美术”中的书画这一概念而来的。书画艺术,自近代以来被归属于“美术”的范畴,但在这之前,它们一直是“国学”范畴中的两项分工。例如,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中,书画与音乐、农工、算术等等都被归于子部;在唐宋,它们又隶属于翰林院。至于“美术”,则是一个西学的概念。由于在西方,没有“书法”,则专论“绘画”,从“美术”的概念,“中国画”主要是以工具、材料上的特殊性而区别于油画、壁画、版画、年画、连环画等等的一个画种;而从“国学”的概念,则不仅用毛笔调了水墨丹青画在纸绢上的是“中国画”,包括敦煌的壁画、明清的木刻版画、杨柳青的年画等等,无不是“中国画”。

  “美术”概念中的“中国画”与“国学”概念中的“中国画”之不同,就像“美术学院”中的“英语”,与“外语学院”中的“英语”之不同。具体而论,像吴湖帆、贺天健、来楚生、陆俨少、沈尹默、张元济、陈声聪等等,都是“国学”中的书画家,或文史专家而兼工书法;而像李可染、关良、周思聪等等,则属于“美术”中的书画家,他们经过了美术学院的一套科学训练,具备了专业从事美术创作的能力。虽然,二者都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作画、写字,都有写实和写意、重功力和重创意的不同风格表现(吴湖帆和李可染相对写实,吴冠中和齐白石相对写意),但在似乎相近的貌合之下有着判然的神异。前者,更注重从“国学”、文史来认识并创作书画,后者则更注重从“美术”、视觉来认识并创作书画。所以,不关优劣,前者的作品更浓于传统陶冶性灵的“古意”,体现在笔墨上,更体现在意境中;而后者的作品则更浓于吸引眼球的时代性,同样也体现在笔墨上,更体现在意境中。

  何谓“古意”?赵孟頫曾说:“画贵有古意。”“古意”的精神情感是第一位的追求,因此而需要借中庸的视觉效果来完成。对传统绘画来说,“古意”指其线条、颜色显得旧气且保守,总能找得到出处和渊源,学董源的、学王蒙的,内行人一看都能知道。对古意的强调也并不意味着新意不好,李可染、林风眠先生的画并无古意却有新意,也同样是出色的。打个比方,书画中的古意等同于餐饮中的辣味,川菜好吃,也不意味着徽菜不好吃,但“古意”依然是“国学”中的书画区别于“美术”中的书画的重要特色,没有古意,就不能称之为“国学”中的书画了。“古意”是怎么来的呢?画家一定有“国学中文史”的文化背景。有的通文史,能诗文,工书法,有的虽不通文史,不能诗,不工书法,但有这样的社会氛围。像莫高窟的画工,不会作诗,不能书法,有些还是文盲,文化水平很低。但当时的社会氛围,具有浓郁的“国学中文史”的背景。所以,他们的创作都能有“古意”,至于佳不佳,是另一个问题。像顾麟士的文化水平肯定比莫高窟的画工高,二者的创作都有“古意”,但艺术性的高低恰恰相反。而今天,大的文史环境显然已经没有了,现今的书画家爱读康德,听莫扎特,有相当的新文化知识,那也是好的,只是不再有“古意”。美术学院培养出来的书画家是缺少“古意”的。李可染先生曾说,对于传统,“要用最大的功夫打进去,再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用“美术”的认识,李可染先生从未真正打进过传统的堂奥。他在80岁时讲到,开始真正认识到董其昌的笔墨之妙。证明他在80岁之前并未认识到传统的奥妙,其成就主要来自于美术学院的科学训练而不是传统。

  文史馆与“国学”中的书画

  新中国所设置的文史馆,在性质上类似于古代的翰林院,所接纳的馆员,虽以文史专家为主,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书画家。这里就要厘清一些概念,即 “国学”意义上的书画家和“美术”意义上的书画家,“国学”中的文史专家和“学术”中的文史专家。举例来说,张元济先生不是文史专家而是出版专家,这就是“国学”中的文史专家。无论国画、书法、文史都是专业,西学的“术业专攻”,是建立在专业教育基础上的,而国学的“术业专攻”,是建立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中国的传统教学,从蒙童到科考都是通识的教育,由科举而走上社会,有人从事行政,有人从事水利而有不同的分工。在“国学”中根本就不存在“跨学科”的概念,没有人认为苏轼任杭州太守时疏浚西湖筑苏堤是在“跨学科”,也没有人认为陈声聪从事税务工作又作诗词、诗话是“跨学科”。王阳明、曾国藩,都是一介书生,没有学过军事专业,但带兵打仗,照样建赫赫之功。孔子并不因为学了周公之道,便不干仓库保管员和畜牧饲养员的专业工作。《论语》曰:“君子不器。”古人认为“器”是形而下的,只要通晓大道,专业之器并不是难事。

  对“国学”中的书法家而言,除了抄书匠之外,书法基本上不是专业,王羲之、苏东坡、颜真卿都有具体工作,而非专业书法家。他们从小在通识教育之下习字,进入社会后从事与文史书法无关的工作,业余时间爱好写字。欧阳修曾说:“学书消日。”古人的娱乐比较少,闲暇时光需要打发,没有麻将,没有KTV,就学书法为乐,日积月累下来,自然而然成为了书法家。沈尹默原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于右任在行政院供职,他们从事的社会工作、专业与书法无关,而在书法之外,他们也都有诗文集。他们写字,不但写古诗,也必然包括自己创作的诗。美术学院中的书法必然是一个专业,书法家们经过专业训练,进入社会之后从事专门的书法创作,他们不可能去从事水利、农业等其他领域的工作。他们可能有一些艺术论著,但不会有自己的诗文集面世,写的诗文都是唐诗宋词。这是“国学”中的书法和“美术”中的书法的差别。清代之前,西学未曾东渐,都是“国学”中的国画和书法;民国时期,“国学”与“美术”中的书画并存;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术”中的书画蔚为大观,而“国学”中的书画则式微了。当然,西学也很好,它为传统书画注入了新的气象,但传统书画有诸多值得保存流传的精华,这点应该为我们所重视并思考。

  大体上,文史专家即使不工绘画,也一定擅长书法;而“国学”意义上的书画家则必通文史;唯有“美术”意义上的书画家与文史有不同程度的隔膜。但把书画家纳入到文史馆,毕竟与画院、美术学院的书画家,在文化属性上引起了变化。这一举措提醒我们,我们不只需要“美术”中的书画艺术,也需要“国学”中的书画艺术,这对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尤其对于传统先进文化方向的弘扬和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是一个十分必要和重要的认识。

  文史馆馆员的书画

  今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为庆祝建馆60周年举办历届馆员书画展并出版书画集,凡206家206件作品,我得以先睹为快,印象之深,更坚定了上述的认识,这里我以若干馆员书画作品来做例子。

  (一) 张元济

  本次展出的是张先生的一副对联:“薄有文章传子弟,更无书札答公卿。”他是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前清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来是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他没有学过出版,国学上很有成就,又专讲泰西实学,曾与康有为参加戊戌变法。后任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任商务印书馆[微博]董事长时主持校勘出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这是他最大的成就。书法写得极好,其视觉感受没有如今美术学院训练出来的书法家写得好看,但是有“古意”,有传统书法的功底和渊源,颜真卿、欧阳询的根底非常清晰。他的主要精力在搞出版,著有《校史随笔》、《涉园序跋集录》,其诗歌集是朋友之间的应酬,不是他的主业,都是后人和机构为他整理的。这些文史成果没有目的性,因而系统性也不强,不能与今天学术界的文史专家相提并论,但却有很深厚的文史价值。

  (二)贺天健

  贺天健的画一看就有石涛、四王、王蒙的渊源,他的题诗受到了戴本孝的影响。“王宰当时五日水,鹰阿此日一时成,题诗莫嫌吾醉矣,波澜并得意纵横。”王宰是唐代的一位画家,杜甫结识王宰时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一诗中称赞他:“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鹰阿是清代的一位画家,也就是戴本孝戴鹰阿。这首诗是他自己创作的。贺先生与吴湖帆先生齐名,解放前的山水画而言,他们都是首屈一指的大师,当时陆俨少先生还没出名。他们在文史修养方面都非常出色,擅长诗文,当然吴湖帆家学渊源,贺天健出身贫寒,所以他的国学功底要略逊吴先生一筹。在绘画上来说,他们的确不相上下,各有千秋。相比较而言,贺天健更豪放,吴湖帆更婉约一些,当然他的豪放也无法和现今的现代派以及西画相提并论。正如钱锺书所说:“中国人认为喊破嗓子很大的声音,在西方人来看是低声细语。”贺先生解放前靠卖画为生,还很早担任无锡美专、南京美专、上海美专的教授。我听说过很多老一辈的艺术家去美术学校上课,上完课学校还不给讲课费,一学期上下来没有收入,所以还要做很多其他事情,例如卖画,主编《画学月刊》、《国画月刊》,并主编出版《中国现代名画汇刊》。1953年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微博]研究员、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算是有了生活保障。他的画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先学四王,后来学石涛。因为石涛比四王刺激,青年人一看到石涛就觉得淋漓酣畅改学石涛,当时天下都在风行石涛之风,于是他后来又上追五代宋元的精神,这里面各家的长处都有。戴本孝的风格也接近于石涛一路。

  (三)吴湖帆

  吴湖帆的家庭十分显赫,解放之前他的地位高于贺天健先生,画的水平两者差不多,但其全面修养更加出色。解放之后,家庭背景反倒连累了他,两个人的地位调转了,所以凡事都是相对的。吴湖帆先生是个全才,诗文、书法、人际交往、鉴定眼光都很好,有人说他的诗词由周炼霞先生修改而成,但在画家来说,他的诗文水平除了周炼霞先生之外绝对是首屈一指的。他的画“古意”盎然,有“古意”并不一定是好,民国很多书画家的作品“古意”十足但死气沉沉,而他的“古意”极富生气。他也是四王出身,上追到董其昌,到明四家,然后到元四家,这是一条十分清晰的线索,传到他自己手中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四)陶冷月

  陶冷月的画相对而言缺乏“古意”,但注重从美术的角度来强化视觉造型效果。无论是月亮、光影、石头和松树,都极度逼真,当然真实和“古意”没有什么矛盾之处。他最有名的就是画月亮,很冷很真实,有时候会有天上的云、松间的瀑布、一片湖水来渲染,但他的笔墨效果与传统国学的效果截然不同,也没有吴湖帆、贺天健的“古意”。的确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么画的,画得也很好。徐悲鸿、陶冷月是当时西画写实的一路,林风眠、刘海粟是西画不写实的另外一路。

  (五)陆俨少

  陆俨少的线条很厉害,有人评论说石涛之后三百年内未曾出现过。陆先生没有上过美术学校,是临摹出身,解放前他买了土地做农场主为生,但经营失败,所幸解放后进入中国画院。抗战前夕,北京故宫[微博]的画运到南京,他到南京去,带着干粮天天去看原作,潜心钻研,临空勾划,回家赶快根据印象绘出来。他对《水经注》有许多题跋,能背诵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文采斐然,兼修书法,国学功底深厚。他的线条从唐伯虎、石涛到王蒙,能看到传统的渊源。当然,陆俨少、贺天健、吴湖帆的线条也各自不同,却有共性——有“古意”。

  从上述介绍可知,“国学”中的书画家,所受的教育是以文史为主的通识教育,“专业”的工作往往与书画无关。当然,画家可能有专业的以画谋生的职业画家。而“美术”中的书画家,特别是国画家,所受的是美术的专业教育,“专业”的工作当然也是美术、国画的工作。“国学”中的书画家往往兼通文史、诗文、书法、国画等传统的旧文化,而“美术”中的书画家,尤其是国画家则很少通晓文史、诗文、书法,但他们通晓西方的新文化。在“国学”的范畴内,文史专家、书法家、国画家往往交谊密切,而在“美术”的范畴内,书画家尤其是国画家却很少与文史专家、书法家相交往,却可能与新文化人有交往。■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工作人员杨之立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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