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书法的文化存量决定了发展的水平

　　写字成为书法是因为书写的境界提升，使书法进入到脱离一般书写的层面，其文化的涵义通过书法之法的传达也为书写增添了文化的意义。法的至高无上以及规律性，既有一般性的方法论，更有超于技法层面和脱离技法层面的文化尊崇。在中国文化中，与一定技艺相关的事情都有一定之法作为传承的依据，而传统文化中对于法的守护像敬重祖先那样不容侵犯。奉若神明是因为文化积淀中的法在一定之规中成为传习的依凭，也是权衡和品评的依据。治国无法则乱，其它各行各业也是如此。

　　自古以来，对于法的运用都有度的把握和灵活性的问题，有法和无法的相对性往往表现在对待一些具体事情上的审时度势，这是得以发展和沿续的常理。法是常态下的一些规律性问题的具体总结，是一般性的原理和方法，可是，具体的剑法、枪法、刀法与宏观的“孙子兵法”，往往要面对对方的各种非常态的表现，如果以不变之法来应万变，显然是难以制胜。这之中成者是因为法，败者也是因为法。兵家如此，书家更是这样。书中的“永字八法”传授的是写字的基础，“勒、侧、策、掠、努、趯、啄、磔”这八划能够掌握好，就能够写好字，然而，如果仅有“八法”却难以成为好的书法家。书法的魅力在于法的变化，在于有法与无法之见的那种值得玩味的道。因此，历代书家风格各不相同，也是各有千秋。可是，当人们总结这种种不同的时候，一个“永字八法”则能容其大概，然而，“八法”之外却是千变万化的没有穷尽。

启功 书法作品

　　几千年来的艺术发展就是这样在法的规范下以不断的变化而延伸着自己的发展轨迹。法的丰富和发展使得艺术史不断充实，而艺术史的不断累积则诠释了法的发展和变化。或许是因为中国书法历史的漫长和悠久，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随着年轻的现代艺术同行的过程中，现代艺术以其新生的力量给于书法以强烈的冲击，这之中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变化首先是对法的消解。如果说现代艺术对书法的消解，还没有危及到它本体的话，那么，“当代艺术”的颠覆则直取书法的命根。艺术发展的传统方式在当代遇到了挑战，“当代艺术”完全以传统的法为对立面，用无法的方式展现其毁灭法的现代意义，又通过这种无法创立在一定范围内为少部分人认可的新的“法”，这与传统书论和画论中的“无法之法”表现出了大相径庭的对待传统的方式。“当代艺术”以与传统决裂的方式展现在新时代文化中独特的聪明才智，这就是“当代艺术”在与传统的法相对立的时候，却常常借鉴传统的书法，将传统书法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移植到他们的艺术之中，并通过图象建立起他们所追想的符号的文化意义，而反过来则影响到传统书法的生存。因为，文化方式上的反动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动摇了传统书法审美观的基础。

事实上，今天的书法存在着有法之法与无法之法这两种状态，传统的有法，当代的无法，都是比较好把握的，也是可以认识的。而难把握的是游离在它们之间的中间状态，不仅是难以品评，根本是无法品评。而暗熟于发展之道的一些人则利用了这种关系，以无法之法行于天下，因此，字写得越来越怪，形式至上的风气也是愈演愈烈。无疑，传统形态书法中的法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抽象的内容，如果我们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中追问何为“书法”之“法”？那可能是非常尴尬的，可能是一个没有结果的发问。从甲骨到金石，从二王到颜柳，到苏黄米蔡，进入到21世纪，当代中国书法的发展还有没有具体化的“法”，或者说还要不要秉承一定之法？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书法无法则乱，当代书法的乱象可以说明法的丧失将带来这一必然的结果。

无疑，我们不能用无法的无序状态来构建当代中国书法的价值观。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当代中国书法的文化存量，从而在根本问题上认识和解决发展中的困惑，不能因为电脑去写字化的时代中有些人的字写得好看一点，能够用毛笔在宣纸上抄写唐诗宋词，就把他们供奉为当代书法的名家或大师。当代书法的价值体系也不能倒退到只要能写字就是书法的地步，更不能倒退到以掌握“永字八法”为终极目的的原生态层面。或许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或许时代的使然只能如此。

中国书法作为一项重要的传统文化遗产，它的当下状况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不能用现实中的普及程度来衡量，如果仅看到众多习书者所烘托的表面的繁荣，那只能说明保存文化遗产的状况。我们对于具有中国文化表征的当代中国书法发展的期待，如果是停留在这种基础的层面上，那么，书法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所反映出的中国文化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我们也不能将书法的硕士、博士学位的建立作为发展的成就标志，因为书法学科化的建立和提升，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当代书法的本体，更没有提升当代中国书法的实际水准。

发展和保存的不同，是它们反映了文化生态中生存状态的差异。发展是提升生命力的动力，保存是维系生命力的手段，只有从宏观层面上建立发展当代中国书法的学理基础，通过立法来立命，书法的当代发展才会显现出当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