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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璞不斫:浙派文人竹刻

作者:佚名      其他藏品编辑:admin     
上海博物馆藏 清·方絜 竹刻苏武持节图臂搁(右)及其拓片(左) 上海博物馆藏 清·方絜 竹刻苏武持节图臂搁(右)及其拓片(左)

  浙派竹刻,受浙派书画篆刻及学术思想影响,有重学者文人作品而轻匠人作品的倾向。要求作品能体现个人感情的自然流露,讲究个人修为学识的书卷气。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功底所在。故浙派竹人多学者型、儒生型。为其推崇的创作风格“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或可谓“大璞不斫”。

  叶瑜荪

  竹刻分派,始于清嘉庆时金元钰编纂之《竹人录》。其云:“雕琢有二派,一始于金陵濮仲谦,一始于吾邑朱松邻。”其实,以地域分派多不尽科学合理处。但既然金陵派、嘉定派之说已为后世论家所沿用,我们只能姑且把创作理念有别于嘉定竹刻的文人竹刻,称之谓浙派竹刻。但必须说明:文人竹刻非浙江竹人之专利;浙江竹人亦非只宗一派。

  浙派文人竹刻的源流

  纵观中国的艺术史,各类艺术无不产生于民间。在长期演变发展过程中,经文人的参与和改造,使之快速提升,最终绽开出一朵朵艳丽的艺术奇葩。竹刻艺术的发展历程同样也不例外。

  在浙派文人竹刻形成之前,嘉定竹刻早已达到了自己的艺术巅峰。一代一代的名手,留下了精美绝伦的传世杰作。誉满天下的嘉定竹刻艺术,正是数代嘉定文人雅士栖身其间,共同创造完成的。嘉定竹刻并因受到官府和盐商的青睐,有幸转身为一种新兴产业,乃至可为晋身之阶。在为宫廷、官宦、富商服务过程中,嘉定竹刻的尚法理念日益完善加深,作品追求的华贵气和富丽气更趋完美。

  在嘉定竹刻进入宫廷之时,另有些文人雅士始终在追求探索一种自我赏玩为目的的竹刻风格。这就是文人竹刻产生的最初动机。

  浙派竹刻,受浙派书画篆刻及学术思想影响,有重学者文人作品而轻匠人作品的倾向。要求作品能体现个人感情的自然流露,讲究个人修为学识的书卷气。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功底所在。故浙派竹人多学者型、儒生型。

  但要考查文人竹刻的源流,寻找这一类创作理念的早期脉络。不得不追溯到不耐精雕细琢,往往只就其天然形态,稍加凿磨即已成器,匠心独运,以自然天趣见胜的金陵派创始人濮澄。

  濮澄(1582-?),复姓濮阳,单称姓濮,字仲谦。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清初尚健在。张岱《陶庵梦忆》说:“南京濮仲谦,古貌古心,粥粥若无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则是经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价,真不可解也。”濮仲谦的这种创作风格极为浙派竹人所推崇。但嘉定派论家金元钰却认为:“濮派浅率不耐寻味,远还如朱。”浙派与嘉定派审美情趣之迥异于此可见一斑。

  能继承仲谦艺术风格者以乾隆时潘西凤成就最高。西凤,字桐冈,号老桐,浙江新昌人(署款有天台潘西凤者),侨寓扬州。因其刀法与仲谦相近,郑板桥誉为“濮阳仲谦后一人”。老桐系一饱读诗书的宿学之士,板桥有赠潘西凤绝句云:“年年为恨诗书累,处处逢人劝读书。试看潘郎精刻竹,胸无万卷待何如。”然其仕途困顿,以鬻艺为生。《飞鸿堂印人传》等说他是王虚舟弟子,识见卓越。善刻竹,偶于越东黄冈岭得奇竹,裁以为琴,而阕其徽,爰以竹须代,调之成声,且清以越。以其余技镌刻印章贻诸戚友,一时尚之。其用畸形卷竹所制臂搁,虫蚀斑痕,宛然在目,似未经人手,而别饶天然之趣。铭文款识,著字无多,隽永有味。可见老桐刻竹亦有“大璞不斫”的天工之妙。

  老桐是浙江人,所以他的创作理念和竹刻风格,更为后来的浙派竹人所取法和效学。

  嘉定竹人里,在创作理念中追求个人意趣者亦不乏其人。最有名者当推周芷岩。

  周芷岩(1685?-1773?),名颢,字晋瞻,芷岩其号,又号雪樵,一号髯痴,人呼周髯。能诗画,擅画竹,其“万竿烟雨图”,气含淇澳,梦落潇湘,有笔到性随之妙。王鸣韶《嘉定三艺人传》称其刻竹能“浅深浓淡,钩勒烘染,神明于规矩之中,变化于规矩之外,有笔所不能到而刀刻能得之。”周芷岩是影响后世竹刻的关键人物。他是开创南宗画法入竹刻的第一人。而且用刀如用笔,不假稿本,自成丘壑。其皴法浓淡坳突,生动浑成,画手所不得到者,能以寸铁写之。在竹刻中能再现书画之笔情墨趣,被文人竹刻视为典范之一。

  得芷岩真传的严煜、周笠,以及后来的程庭鹭等,虽均嘉定名手,但延续的是更符合文人竹刻理念的艺术风格,故为浙派竹人所推崇。

  浙派篆刻更是文人竹刻理念最直接的源头之一。蒋仁、黄易、奚冈、徐三庚、钱松、赵之琛、陈鸿寿等篆刻名家,皆兼治刻竹。虽大多只是偶尔奏刀,以为游戏。但他们无疑已将浙派篆刻的很多元素带进了竹刻艺术中,极大地丰富了文人竹刻的创作理念和审美情趣。

  文人竹刻出现之初,本为文人间的玩物。然而,作品一经流传,其简洁雅致、清新秀逸的艺术风格很快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喜爱。王公贵族、官宦商贾亦竞相收藏把玩,远远超出了狭义文人的范围,也因此影响了中国竹刻发展的趋向。

  文人竹刻面面观

  在清乾嘉以前,浙江竹人早已按自己的理念在竹苑耕耘,并开创了为文人雅士所喜爱的,旨在“尚意”的艺术风格。但因嘉定竹刻的光焰所掩,文人竹刻的光彩尚难显现。直到嘉道时竹刻名家方絜一出,犹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升空,浙派竹刻从此为世人所重。论家才把浙派竹刻与嘉定竹刻相提并论,开始探讨两者的异同和各自的优长。

  1.强调主观意趣的创作理念

  文人画的创作理念,最早由王维、苏轼等人提出。经元代赵孟頫大力提倡,开创了文人画派。对明清两代的画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主张作品应抒发主观意趣,是作者感情的自然流露。要将诗的意境移入画中。一件作品没有感情和诗意,技法再好,也只是“虽工亦匠,不入画品”。文人竹刻的创作理念直接受此影响,故文人竹刻与文人画同属一脉。

  文人竹刻的作品崇尚文气和书卷气,以能体现文人气息为上。所谓文人气息,即中国读书人所独有的穷而不酸的志趣,与官宦的权贵气,商贾的富廛气迥然有别。

  文人竹刻多酬赠合作之作。除自画自刻一人完成外,有书、画、刻多人合作者,画刻互赠者,索得画稿请刻手镌刻者。注重题跋和款识为文人竹刻重要特征之一。不若嘉定竹刻,多数为不署款识之作。

  嘉定竹刻的服务对象既然转向了宫廷、官宦和巨商,它的创作理念必然受到种种束缚。除了指定题材和具体要求外,竹人在自己创作时,也会首先考虑买主的喜好和品赏的习惯,主观的意趣和感情很难随便抒发。

  2.自赏自用的作品题材

  文人竹刻本是自赏自用之物,故题材以小品为多。犹如明代性灵派的小品文,短小隽永,极饶情致。梅、兰、竹、菊、小像、蔬果、虫草、玩石,皆能玩味入刻;格言、警句、铭文、小诗,更多自题自刻;或直接将文人画意表达于竹端。又因不少竹人本是篆刻名家,受考据之学影响,摹刻金石文字成为竹苑时尚。

  品类除文房所用的臂搁、笔筒外,以扇骨为最多。古时折扇为文人必备之件,且一人不止一柄,有多至数十上百柄者。此外,竹根印章和竹杖亦是文人之所爱。

  而嘉定竹刻所擅长的仙佛仕女、灵兽珍禽,和场面宏大的历史人物故事、名山胜迹等传统题材,很难在文人竹刻中见到。镂刻繁复的竹雕摆件,更非文人竹刻所擅长。

  从题材内容即可见出文人的偏好。

  3.平浅单一的技法局限

  文人竹刻对竹刻艺术的贡献,主要在竹刻理念的发展和提升,竹刻题材的扩展和品类的补充上。在竹刻技法上则最易受到诟病。

  文人竹刻都尚浅刻,以阴刻和留青为主,前期更专擅阴刻一法,无圆雕和高浮雕之制。刀法崇尚简率拙朴,以自然天趣和再现书画笔情墨趣为追求。故有人概括浙派竹刻为“重刻轻雕”,难怪论家有技法局限之批评。

  文人竹刻中平浅单一的技法局限,一是与文人所喜刻的题材内容有关,二是文人竹刻少有专业竹人,大都兼擅数艺,未能专在竹刻技法上多作创新尝试所造成。

  有论家指出,竹刻技法的衰颓,始于周芷岩。自他开创南宗画法入刻,以刀代笔,不求刀痕凿迹之精工,但矜笔情墨趣之近似。于是,精镂细琢之制日少,荒率简略之作日多。竹刻之趋于平浅单一,是因为只追求再现书画笔墨所造成。这一批评虽道出了事实,但忽略了技法必须服从于题材内容这一原则。

  浙派竹人对竹刻技法作出过贡献的也有一人,即是方絜。他刻出的小像独创一法,面部用陷地浅浮雕,其余用阴

  刻。虽凸起分许,却阴阳坳突,须眉毕现,神气栩栩,且两法能统一得天衣无缝,故论者称他的刻法为“陷地浅刻”。

  民国时,金西厓试以留青法刻文人题材,大大提高了文人竹刻的表现能力。

  浙派竹刻名手述要

  浙派竹人主要活动于嘉兴、杭州、湖州和上海一带,其中嘉兴出竹人最多。盖因嘉兴位处沪、苏、杭三大文化都会之间,地近嘉定。又名手方絜、胡钁晚年皆寓居府城,影响所及,学刻谈刻开一时风气。今能见之典籍之竹人即有六十余人,而有作品传世者则难于完整统计。现择风格典型、作品易能获见之竹人,略述其生平及刻品。

  方絜,字矩平,号治庵,嘉道时黄岩人(作品署款天台方絜)。为竹刻小像最有名者,人称“方竹”。凡山水、人物、小照,皆自为粉本于扇骨、臂搁及笔筒。阴阳坳突,钩勒皴擦,心手相得,运刀如用笔。《前尘梦影录》说:“方为释六舟达受作庐山行脚图像于臂搁,须眉毕现。而为阮元作八十小像更佳。”

  张辛(1811-1848),字受之,海盐人,张燕昌从子,爱金石之学,精摹泐上石,时作篆刻牙石印,古劲有韵。尝为叔未先生(张廷济)刻竹,如行穰贴,及摹黄山谷伏波神祠诗真迹中“新篁”二字刻于臂搁。

  韩潮,字蛟门,归安(今湖州)诸生。工篆刻,尤精刻竹。刻扇骨小行楷可作数百字,圆转自如,尤善摹钟鼎款识,阴阳文浑朴无比。

  朱宝骝,字又原,德清人。工书画,精刻竹,镌扇边多摹写金石文,刻法仿韩蛟门一派,为晚清刻金石文之名家。

  蔡照,原名照初,字容庄,萧山诸生。精鉴别古金石文,善刻竹木,以刻任渭长画本名重于时。曾客杭州胡雪岩(光镛)家。所作扇骨,数以百计。花卉、山水、人物咸备,亦均由渭长落墨,刻法以阴文为主,亦擅留青。

  释达受(1791-1858),字六舟,又字秋楫,自号万峯退叟,俗姓姚,海宁人。祝发于海昌白马寺,后主杭州净慈寺、苏州沧浪亭。耽翰墨,精鉴别古器碑版,阮元以“金石僧”呼之。工书善画,治印雅近二京,刻竹亦精。尝刻戴熙画山水臂搁,凡皴法深浅,无不以刀传之,堪称竹刻中逸品也。

  袁馨,字椒孙,晚清海宁人,善篆刻,尤工刻竹,以刻任渭长画本名重于时。尝刻任熊所画洛神臂搁,风鬟雾鬓,眉目端丽,衣褶有吴带当风之妙。《广印人传》说:“浙中以刻竹称者,惟椒孙与蔡容庄两人而已。”

  胡钁(1840-1910),字匊邻,一号老匊,又号晚翠亭长,石门诸生,晚年寓禾城莲花桥。工诗书,治印与吴昌硕相骖靳。虽苍老不及而秀雅过之。刻竹极精,少时刻扇边甚多,中有吴伯滔画晚翠亭图,旁有蒋幼节题诗,精妙已不下蔡容庄。著有《不波小泊吟草》、《晚翠亭印储》等。子小匊(传湘)亦善刻竹。

  吴宝骥(1870-1934),字柳塘,一作柳堂,别号秋水钓徒,石门诸生。但无意仕进,醉心书法篆刻。刻竹得方治庵之秘法,精刻扇骨。亦能刻陶瓷、砚台和玉石。

  金绍坊(1890-1979),字季言,号西厓,出生于南浔承德堂旧家。受家庭影响,自小酷爱艺术。初从长兄北楼学绘画,后从仲兄东溪学竹刻,不久即有出蓝之誉。三年中刻扇骨至三百余枋。所刻留青山水,酷似张希黄。又仿周子和缩摹金石文字于扇骨,残缺铜锈,无不酷肖。其兄北楼与吴昌硕等发起成立豫园书画善会,西厓因得先后结识王一亭、溥心畲、吴待秋、吴湖帆、张大千等书画名家,并请为其刻件作画题诗,吴昌硕为题“锲不舍斋”匾额。金西厓终生潜心刻竹,乐此不疲,终成20世纪文人竹刻最杰出者之一。有《可读庐刻竹拓本》、《西厓刻竹》等图册行世。1948年完成《刻竹小言》初稿,为一生刻竹经验心得之总结。

  盛丙云(1909-1968),原名松,又名秉筠。嘉善陶庄人。1926年在上海随张石园习雕刻,后专刻竹木。曾为吴湖帆镌刻红木、紫檀盒、盖,有师生之谊。1958年入苏州雕刻厂,1965年转入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所刻扇骨、笔筒、砚盒、臂搁,大都请江寒汀、唐云绘稿。

  任小田(1903-1989),原名文晖,字耀人,号醒翁,又号十砚楼主人。出生于海盐武原书香世家。业医。为西泠印社中人,篆刻继承浙派传统。又承家学,工画鱼。兼善刻竹,刻鰺条鱼尤妙,寥寥数刀,生动得神。盖画鰺条鱼系任氏家传,人称“任鰺”。■

  (本文发表标题有改动,原文见北京大学出版社[微博]《竹刻,刻竹》,上海博物馆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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