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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台湾文学史上鲜见的拍卖将举办

作者:佚名      其他藏品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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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 [一场台湾文学史上鲜见的拍卖]

  下个月,一场台湾文学史上鲜见的拍卖将会在台北进行。

  这场拍卖中有于右任书法、丰子恺漫画原作,作家王鼎钧、余光中、白先勇[微博]等人的手稿,还有三毛、席慕蓉[微博]的画作,共285件精品。这是文坛大事,170余位台湾当代作家为此次拍卖提供了作品或收藏品。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拿出的所有珍品都是义卖。什么力量能调动众多名家携手相助?

  《文讯》杂志的总编封徳屏写了近两百封信,两个月内,不断有捐助者把作品送过来。目前,杂志已经收到了600余件作品(为保证拍卖质量,将分两次拍卖)。在《文讯》的官网上,一篇题为《不变文学初心,开创史页佳话》的文章中,封徳屏这样写道,“面对《文讯》及‘文艺资料中心’即将搬迁到地下室的搬迁装修费用,以及两年半后又将面临典藏空间、重新寻找租赁场地的问题,我实在感到吃力无助。”

  7月,《文讯》杂志将迎来创刊30周年的生日。30年间,《文讯》搬了五次家,甚至在地下室待过三年。一个曾隶属于国民党文工会的文学杂志,在2003年成立了“财团法人台湾文学发展基金会”,摆脱了国民党党属刊物的政治色彩,走上了漫长的独立之路。用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教授邱坤良的话说,这是一个“喝过党奶水的文青”。《文讯》为台湾文坛所称道的文史整理无疑是小众的,但在众多作家的响应之下,《文讯》的做法是“民间刊物如何生存”的一种探索和启示。

  《文讯》的人缘与困窘

  “欢欣、感动来了,压力也来了”,封徳屏说,“卖不卖得出去?挣得了多少钱?”

  “《文讯》筹款,将要成为文林的一件大事”。远在美国的作家王鼎钧是第一位给《文讯》杂志送来作品的捐助者。

  王鼎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移居美国,1983年《文讯》才创刊,他从没在台湾和《文讯》主编封徳屏见过面。但封徳屏曾委托一位中生代作家赴美采访鼎公。之后,每一期杂志都会寄给王鼎钧。2009年《文讯》创办“银光”副刊,专发表65岁以上作家的作品。王鼎钧和封徳屏的约稿往来就多了起来。

  这次义卖,王鼎钧托人从美国带来一幅张隆延的魏碑对联,“张隆延是书家,门生故吏遍台湾,比较容易安排”。上联“晓风残月备清景”,下联“白雪阳春有异声”。

《宇宙风》插画,共13幅,丰子恺 水墨,27 .9cm×21.7cm 捐赠者:毕璞《宇宙风》插画,共13幅,丰子恺 水墨,27 .9cm×21.7cm 捐赠者:毕璞

  接到王鼎钧送来的对联后,封徳屏很高兴,但有点遗憾,“没能看到他自己的书法”。王鼎钧在邮件中回复说,“要我的字参加义卖,恐怕对我估计过高了吧!”直到半个多月前,王鼎钧告诉封徳屏,过几天会收到一个挂号小件。小件到了后,封徳屏打开一看,“眼泪差点掉下来”。那是一本精致的线装手稿,“整本都是鼎钧先生的毛笔字,包括他这些年来送给同辈晚辈祝贺的对子,随笔。幽雅,隽秀,似乎他一生文学的灵魂,都融入在这些书法的形体中了。”

  手稿后附有一封信,王鼎钧在信里说,他没想到“会有一个人会锲而不舍地一直问他要字,本来是逃避,后来被感动”。“我其实好想留下来,放在我们的资料中心,可是为了《文讯》的募款,又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卖好价钱。我真的很矛盾。”封徳屏说。

  类似的感动和矛盾在两个月内不断上演。台湾作家王文兴不光捐出《家变》一书的手稿,还捐出了他收藏的于右任的书法。这幅书法是10年前他在台北汀州路古今书廊买下的藏品;女作家毕璞请儿子找出几张在箱底珍藏多时的字画。毕璞的丈夫林翊重是林语堂的侄子,后来曾接手林语堂创办的《宇宙风》杂志,时隔境迁,丰子恺当年在“人生漫画”专栏中的原作跟随林家来到台湾,毕璞于是决定将这13幅丰子恺原画捐给《文讯》义卖;散文家张拓芜曾和三毛、刘侠是号称“铁三角”的挚友,这次他把家中挂了三十年的一幅画捐了出来,而这幅画,正是三毛的作品。

  “欢欣、感动来了,压力也来了,”封徳屏说,“卖不卖得出去?挣得了多少钱?”封德屏说。

  “感动归感动,热情不一定能成事”,台湾作家亮轩说,他是《文讯》杂志的老作者,几年前还为《文讯》杂志的重阳节敬老活动做过主持。“我看到封德屏,我都觉得应该给她磕个头,她做这么多,所以她开口的事情我从来不拒绝。”亮轩这次捐出了自己装裱好的一幅对子和两幅小楷。

  亮轩把作品捐出后,3月底去了国外,“如果我在台湾,拍卖或许会更周全一点。募集的东西自然分三六九等,像三毛的画,没有达到精致艺术,但在文化史上有注解作用。”

  拍卖首先得对拍品价值进行评估,《文讯》主导的拍卖,就由《文讯》来定价。在亮轩看来,张书旗的彩墨书画《芙蓉蜻蜓》、汪亚尘等的书画等定价偏低。而于右任和丰子恺的作品也面临拍卖市场的考验,“以齐白石为例,他的作品可以达到一千万人民币,但十万八万不是假的也有。”

  让亮轩更觉得凄凉的是画廊高额的租金。“台湾画廊早年抽40%提成,现在是抽50%,甚至60%。如果以这种方式来抽成,恐怕《文讯》得到的就非常少。如果委托苏富比[微博]来做,恐怕场地费和手续费能把《文讯》所有的家底都花光”。亮轩也曾试图去找企业家来帮忙,但这方面的经验告诉他,企业家一般第一句就会问:“能不能全额抵税?”这也让他顿生无奈,“我们文人对这些东西都不明白,这一辈子别说是全额抵税,我们连部分额抵税也没干过,都是照章纳税啊!”

  对于亮轩的担忧,封徳屏也认同,困难存在于实际操作中。她请来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的曾肃良作为拍卖顾问,以及《典藏》杂志社长简秀枝等人作为筹备顾问,“用的方法专业,拍卖的形式也很专业。大家都在期待,我只好奋力。”封德屏说。

  《文讯》的根脉与历史

  痖弦觉得,《文讯》的文学数据,“公认是最完整,最有系统,也符合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的体例与标准。”

  “响应那么热烈,就可以看得出来,《文讯》长期累积的社会资本其实是非常雄厚的”,台湾文学馆馆长、《文讯》杂志前总编李瑞腾说。

  《文讯》杂志对很多老作家来说意味深刻。“现在许多的作家、文化人,他们很有这种文学的孤臣孽子之心,这种孤臣孽子的热忱就可以寄托给《文讯》,《文讯》变成了一种表达这种情绪的媒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作家亮轩说。

  移居加拿大的台湾诗人痖弦曾做过《幼狮文艺》的主编,也曾主掌《联合报》文艺副刊二十多年,家里一期不落的杂志收藏却是《文讯》。“我常跟朋友开玩笑,如果我得了老人痴呆症,要写回忆录,非要找《文讯》不可。”痖弦觉得,《文讯》的文学数据,“公认是最完整,最有系统,也符合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的体例与标准。”

  痖弦目前人在台湾,刚刚结束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二季拍摄。“我回去就把我的画,从墙上拿下来,捐出来”。痖弦说,他在加拿大的家里挂着一幅很大的对子,从墙顶直接垂到地面,“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落迟”。这是当年痖弦在豫西老家所熟知的对子,“每年春节都是这个对联,我怀念我的父亲,他鼓励我写作,因而台静农教授就写了这么一幅给我,也是我一直珍爱的。”

  痖弦在1949年参军,随军来到台湾。在他的叙述里,“国民党是一个比较胡涂的党”,他当年唱着军歌来台,唱了一年多才发现,唱的是共产党的军歌。"前进前进前进!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是解放军的军歌啊,还有《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打败了还唱人家的歌,多丢脸啊。有人就说,还真是有匪谍啊。”

  1949之后,国民党报纸管控严厉,民众、文学人士得以宣泄的管道只剩下文学一埠。因“琼瑶效应”名噪一时的《皇冠》杂志创办于1954年,同样辈分的还有《幼狮文艺》等。50年代的台湾文坛,官方支持的文艺机构接二连三出现,文艺杂志有80几种,得到官方补助的有十几种。

  1982年国民党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举行,结论是成立文艺资料研究服务中心,“意思是,你作为执政党,要勇敢地承担起这些作家的资料研究中心”,封徳屏说,因而先有了“文艺资料研究及服务中心”,后才有了依托于它的媒体《文讯》杂志。

  1983年创立时,《文讯》隶属于国民党文化工作会。痼疾仍在,但文艺政策已经开放了许多。“经过70年代后期乡土文学的论战,80年代国民党对台湾的管理开始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社会禁忌开始解除,被压迫的力量慢慢显现。”《文讯》杂志前总编李瑞腾说,《文讯》创刊目的之一是拿刊物作桥梁,沟通人民和党部,也沟通文艺界。

  李瑞腾是《文讯》杂志的第二任总编,当时宋楚瑜从新闻局换到文工会当主任,要求请外面专业的人士来编刊物,时任的《文讯》总编孙起明就找到了李瑞腾。“让我来做的用意是,至少对外面的人讲,不是一个党工在做这个刊物,而是一个年轻的评论家。”李瑞腾当时博士在读,同时也在大学教书,并担任地方报纸《商工日报》副刊编辑。他接手后,请封德屏来一起工作。

  《文讯》最初的三年,报道和讨论都聚焦在一些大题目,甚至是文学运动和口号上,其中有为文学创作找出路,也有检讨文艺政策面的关注,相当符合那时的价值理念。1990年之后,《文讯》从通泛的外省、本省作家的文学报道特色中变得本土化,各地文史工作者的剪影渐渐浮上台面。

  与一般以刊发作家创作为主体的文学杂志不同,《文讯》早期较少刊发作家创作,因而与主流的文学刊物市场区别开来,但却能和台湾文坛作家们保持良好的互动。“我们办作家结婚照、少年时候的照片、第一本书等等展览,充实我们的资料中心,变成文学史料,回头在我们杂志里面登。”

  除了展览和一系列研讨会之外,2009年,杂志还开辟了“银光副刊”,专门为65岁以上的作家发表作品,“中生代是市场当道,我们重视的是青年和老年这两端。我们自己选了一条比较人烟稀少的路。”近五年来,《文讯》展开的“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横跨日据时代、战后初期到现代主义与乡土文学时期。

  在李瑞腾的记忆里,《文讯》早期的销售量在三四千册间,“但是它总会抵达它该抵达的地方,因为当时是党部编印的,所以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会有,大部分从事文学教育和文学评论工作的人,都会收到这个刊物。”

  《文讯》的命运转折

  也就在“沦为在野党”后不久,国民党财政吃紧,便宣布了停办《文讯》等刊物。这也带动了《文讯》脱离官方背景,朝民间文学史料杂志转变。

  让《文讯》独树一帜的史料搜集和研究,今日成为牵制其存活的关键。

  对《文讯》来说,办公其实并非要多大的空间,重点是“文艺资料研究及服务中心”的安置。该中心现有中文文艺图书六万余册,已停刊之重要杂志及正在发行之文学杂志,计八百四十余种四万多册,作家资料三千多笔,作家照片、文艺活动照片两万余张,作家手稿一千多种,并累积超过十六年的剪报数据,以及近十年的各报纸副刊、读书版、文化版。

  “应该还是感谢国民党,”封徳屏说,文艺资料中心的成立是为了服务,《文讯》会登很长的抗战文学史料,但商业性的文学杂志不会做,“因为挺卖不出去的。”

  《文讯》靠杂志、资料中心与文坛连接。“全台湾的作家都是它的作家群。市场上竞争的文学杂志,A杂志不会介绍B杂志的出版社的作家圈,可是《文讯》做的都是整合,好像是政府高度文化单位应该去做的事,但它偏偏是一个民间的单位在做。我觉得这样是辛苦,但是心理上觉得非常地坦然。”封徳屏认为。

  封徳屏还记得,《文讯》一共搬了五次家。位于台北市中心区中山南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旧大楼是《文讯》现在的地址。上世纪90年代大楼改修,完工后“整个国民党的单位都进去了,他们几乎忘了还有一个《文讯》,因为我们一直算边缘,但直属中央的。”经过提醒,党部才为《文讯》争取到一间“地下室”。待了三年,好不容易搬到了六楼,面临的却是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国民党成为在野党。

  也就在“沦为在野党”后不久,国民党财政吃紧,便宣布了停办《文讯》、《中央月刊》、《近代中国》等刊物,2003年之前,国民党每年资助《文讯》杂志七八百万台币,停刊也就意味着一没钱都不给了。这中间,国民党党部不止一次想停掉《文讯》杂志,作家林海音、出版人蔡文甫等人都会代表文艺界致信党中央。

  “不舍《文讯》一夕间被迫停刊,我们在几位不求报偿、热心人士帮助下,筹措了最低门坎两百万台币,成立了‘财团法人台湾文学发展基金会’,”封徳屏说。这也带动了《文讯》脱离官方背景,朝民间文学史料杂志转变。这十年来,别的文学杂志努力三分,《文讯》要辛苦八分。

  脱离国民党的独立之路走得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第一年的营运费够,但是人家不能一直帮忙下去,第三年就完全就没有帮助了,”封徳屏说,“严格来说,这个基金会不是很健全,没有像一般基金会向企业家去积极争取,所以我们才会很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讯》团队几乎是凭着自己的努力,通过编辑策划的方式,寻找可能的合作伙伴,将理想、计划中的内容或主题方案,变成一个个可以实践的成果。

  风雨中,《文讯》杂志依然在摇摆。2006年,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卖给了长荣集团,虽然长荣集团对《文讯》慷慨,当时允许杂志社还可以在大楼中继续办公十年,不要房租。可到2016年,“大限”将到,“按照我们的经济能力,是绝对租不起的。”封德屏说。

  台北市政府去年曾帮《文讯》寻找场地,台北一些国中、国小有闲置的教室,封徳屏也去看了,“我们资料多,老楼的承重力不够,得修补,所以还得花大笔钱,政府的意思没有办法给”。后来也去看了其他的地方,“他能提供的就这样了,你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了”,周旋一圈,封徳屏还是选择了募款,“搬出去还是要一大笔钱,与其期待政府有一个好的文化政策,不如我们自己先站稳。”

  于是,封徳屏决定带领《文讯》进行台湾文学史上鲜见的一场拍卖。

  台湾民间团体的主体意识

  “社会力量永远是大于政府的力量,我们过去的思维是依赖,其实不对,因为真正的民间力量是必须要开发出来。力量在民间。”

  台湾的民间文化团体主要“靠自己”。

  台湾文学馆馆长李瑞腾和《文讯》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也“爱莫能助”。李瑞腾强调:“台湾文学馆是第一线服务机关,所以我们的服务对象当然就是广大的参观民众;另外就是广大的文艺界、学术界对台湾文学有兴趣的人。所以《文讯》本身需要的任何东西跟文学馆无关。”

  虽然在拍卖资金上不能支持《文讯》,但是多年来,《文讯》杂志与文建会(文化部前身)、台湾文学馆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很难找到这样有实力能做资料统整编纂的单位。90年代,台湾文建会曾两次委托《文讯》杂志编辑《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一书,类似的书还有《光复后台湾地区文坛大事纪要》、《台湾文学年鉴》等等,2007年,台湾文学馆也曾委托杂志社编辑《2007台湾作家作品目录》,类似的还有《张秀亚全集》、《寻找创作现场》等文史性图书。

  久而久之,这些都成了《文讯》杂志的特色,也是封徳屏带领杂志团队“创收”不多法宝之一。“在台湾在标案,或是政府的文化工程,有能力的大家一起竞争,各家报一下预算,尤其是这些史料书籍,后来我们一出来,就没有竞争者了”,封徳屏说,“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事,而是就靠着那一砖一瓦的积累。”

  李瑞腾说,“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和“台湾文艺杂志刊物的发展情况”,这两个选题是文学馆委托《文讯》操作的重要东西。这些工作文学馆没有能力去做,而《文讯》有资源,“我们政府在做事的时候,民间社会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大都跟民间合作。政府有政府的角色,民间有民间的发挥。”

  作家亮轩说,《文讯》拍卖筹款一事,“也没听见龙应台部长有什么呼应”。去年,台北成立“台北文学馆筹备处”,未来的台北文学馆以文学数位和城市交流为主,对文学资料,他们只收电子档。“他们只收电子档,我就觉得很滑稽。

  台湾民间社会力量的光芒在于,他们往往能从本位意识上思考,台湾九歌出版社总编辑陈素芳说,“就‘文化部’来讲,僧多粥少,文学馆、各地文化局等,他其实也知道要做。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文学作家们的立场。台湾的民间的力量还蛮够的,自己来想办法,虽然很辛苦,但有独立的感觉,不要受干预,也很好了。”

  “社会力量永远是大于政府的力量,我们过去的思维是依赖,其实不对,因为真正的民间力量是必须要开发出来。力量在民间。”李瑞腾现在兼任大学教授,他在研究文学的过程中,提出“文艺生态系统的观念”,即是说,“创作有创作的主体,文艺有文艺的主体,读者有读者的主体性。所以我们尊重主体的角度和立场,共同来繁荣我们大家都关心的文学艺术。”

  其中滋味,或许谁也没有封徳屏体味最多。与封徳屏相识了三十多年的陈素芳曾在文章中称赞,“我认识的文化人中,最辛苦的莫过于《文讯》杂志的总编辑封徳屏”,“因为《文讯》,台湾的文学脉络历历分明,在华文世界明确标示自己的存在。它是立体的台湾文学史,正逐日一砖一瓦地打造中。”

  采写:南都记者 赵大伟 实习生 莫思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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