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众人共赎汉朝三老碑

　　1852年6月，浙江余姚客星山下严陵坞村的一位村民，挖到一块较为平整的石料，清洗后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余姚富绅、“金石癖”周世熊认为，这块石碑非同一般，便与村民商量运回自家庭院，建了一处竹亭。

　　没想到，1861年10月，太平军兵至余姚，石碑、汉晋砖石倒卧伏地，垒作灶台，埋锅造饭。太平军退后，周世熊见“石受熏灼，左侧黔黑，而文字无恙”，便认为“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一定是天意所为，因而更加用心收藏，并以拓片相赠同道。

　　后经考证，三老碑立于汉光武帝时代，对于研究我国碑刻制度及发展和墓志的起源，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研究东汉时期官制与文字、书法沿革的重量级实物。学者、名家纷纷为三老碑题跋作记，始有“两浙第一碑”、“东汉第一碑”之说，三老碑声名鹊起。

　　1919年，上海古董商、江苏镇江人陈渭泉访得此碑，怕周氏不能常保，遂以3000块大洋从周家购得运至上海，进入古董市场。而后，有位日本古董商向其求购三老碑。上海古董商人毛经畴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在上海任知事的浙江绍兴人沈宝昌。他当即告之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不忍古物之沦亡”，力阻此碑外流，共商“醵金赎之”。二人将此议通报西泠印社丁辅之等人，引发了一场护宝之争。 

　　“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西泠印社遂布告同仁“醵金赎之”，广受浙人响应，社会名流慷慨解囊，印社同仁踊跃认捐，“大雅宏达，共成斯举”，65人募集大洋11270元。捐款中，人们拿出8000大洋向陈渭泉赎碑，留下的钱，便筑室庋藏。

　　1922年7月石室落成，社长吴昌硕把这段往事记录下来。至此，三老碑归藏西泠印社，成为镇社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