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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校友的足迹:手稿出版与图书馆合力

作者:佚名      其他藏品编辑:admin     
收藏校友的足迹 收藏校友的足迹

  □陈平原   

  为庆祝母校中山大学创建九十周年,我在花城出版社推出《怀念中大》一书,其中大部分文章是旧作,唯独《我回母校讨诗笺》是特意赶出来的。文中提及一陈年往事,好几位同龄人读后热泪盈眶。

  1990年元月,我返乡探亲。这个时候回去,可不是衣锦还乡,而是希望给父母、也给自己“压压惊”。大概也是这个信念,促使我突发奇想,带上若干诗笺,回母校中山大学,请自己熟悉且敬佩的师长题词。时间很确定,有日记为证,1月21日分别拜访了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王季思、卢叔度等诸位先生,除了请安、叙旧,再就是恭请墨宝;2月5日探亲归来,重回中大,拜见这几位先生,收获五张精美的题赠诗笺。此后,也偶有师友馈赠,但因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字画有价,且水涨船高,我也就不再敢开口索要了。闲来翻阅早年师友书赠的诗笺,感觉很温馨,也很忧伤———那个时代,那种风雅,那份师生情谊,今天大概很难存在了。

  说这些闲话,是想建议母校及时征集著名校友(我不在此列)的手稿或信札。就像上面提及的诗笺,不是艺术品,但蕴含着师生感情与特定时代的精神氛围,我自己很珍惜。中山大学筹建全国高校第一个博物馆群,这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除了报道中提及的地质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生物博物馆、医学博物馆内的藏品将“齐聚一堂”,我相信,主事者还会在考古、美术、工艺、地方文献等方面下工夫。我想提醒的是,应该给校史馆预留足够的空间,以便其尽可能多地收藏校友们的足迹———包含实物、文稿、书籍等。

  十二年前,我在台湾大学教书,看他们如何征集名家手稿,然后办展览,出画册,开研讨会,很是感动。目前,台大图书馆的“特色馆藏”里有一“台大名家手稿展”,展出了所藏台静农、王祯和、王文兴、叶维廉、林文月、白先勇等作家及学者的手稿。据称此计划正稳步推进,征集对象从台大教师及校友中的文史哲名家,扩展到其他学科。这种事情,越早动手越有可能成功。因为,“盛世兴收藏”,今日中国,不仅书画价格水涨船高,连名家手稿及信札也都炙手可热。许多近现代名人的手稿及信札都变得“特别值钱”了。校友在世,还有可能获得捐赠;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就很难再由母校收藏了。因此,建议中大从“大学史”而非“艺术品”的角度从长计议,拉一个名单,开始主动收集名家手稿。请记得,现在仍亲近纸笔的学者及作家很少,只要是存世的手稿,几乎都成了文物。若能征集到一定数量的名家手稿,定期或不定期更换展览,对校友及在校生来说,都是很好的激励。

  实物收藏比较复杂,留给专家去讨论;我的第二个建议是扩建中山大学文库,尽可能多地收藏校友的著作。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有藏书纪念室:包括陈寅恪纪念室、商衍鎏/商承祚纪念室、梁方仲纪念室、金应熙纪念室、戴镏龄纪念室、李新魁纪念室和安志敏纪念室等。这些教授的研究领域不同,藏书亦各有特色,只是不知到底入藏图书有多少。名家不一定藏书,藏书的不一定是名家,怎么办?主事者须具备思想史高度及学术史眼光,方能确定选择哪些人的书房作为主攻对象。

  考虑到国家图书馆曾流失不少巴金赠书,以及很多珍本“一入侯门深似海”,再加上很多名校图书馆已经“书满为患”,曾有企业家建议,还不如自己筹建“十家(百家)书房”———选择志同道合的读书人,你捐书,我盖楼,留存给后世。这想法虽疯狂(因捐书及建楼不难,难在如何长久运营),却不无道理———若想呈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态及精神氛围,完整地保留若干书房是个好主意。因为,每个名家都有自己的阅读兴趣与藏书习惯。像周一良先生那样赠书学生,让学术薪火相传,是一条路;像王瑶、唐弢先生那样,将藏书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也是一条路;此外,阿英藏书落户芜湖,保存很好,可惜利用率不高;李欧梵藏书捐给了苏州大学,顺带建立起苏大现代中外文化关系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成立后,接收了好几位海外著名学者的藏书,其编目及管理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所有这些赠书,都面临一个共同困境———如何兼及收藏、纪念与利用。

  电子数据库普及以后,图书馆因嫌纸本书籍太占地方,接受赠书时变得“横挑眉毛竖挑眼”———不是你想捐书人家就一定要的。如果你的藏书很有价值,当然没问题,如收藏很多古籍珍本的北京的韦力,以及藏书很有特色的上海的周振鹤,很早就被各大图书馆盯上了。可还有不少好学者,只为自己的研究而藏书,没什么特别珍贵的本子,这些人的书房常被忽略。但若超越图书馆学家的视野,将学术史与大学史的思考结合起来,从“收藏校友足迹”这一特定角度,会有很不一样的考量。

  但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建立专门文库的,只能是极少数,怎么挑选入藏的对象?第二,如果广泛征集,热心的校友送来很多水平不高的书籍,如何处理?第三,名家一般不会到处送书,用什么办法引诱他们来捐赠?记得十几年前北大图书馆筹建“北大文库”时,担心送来的东西良莠不齐,征集函上写明审查合格的方才入藏。可这么一来,自尊心强的校友都拒绝“送审”了。虽说名家大都已被各大小图书馆要求赠书搞得有点烦了,但从收藏校友足迹的角度立论,还是能打动他们的。此外,像香港中文大学那样,凡有名家来,事先买好书,甚至直接从书库里调,让人家签名后收藏,也是很聪明的做法。北大中文系为建立作为系史及荣誉室的北大中文文库,专门申请了一笔钱,到各书店及网上购买,实在买不到的,再请作者赠送———如此诚意,作者一般不会拒绝。

  即便新建的大学图书馆,也都很难为存放“校友赠书”腾出很大空间,怎么办?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借书,常见贴着精美的小条,上面用中文或英文写着某某校友“赠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这是个好主意,图书馆接受赠书时,可印一精美的小册子做纪念,然后为每册图书贴一张小条子,就让它进入正常流通。可以想象,若你在中大图书馆借到一册贴着陈寅恪“赠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图书,会有什么感觉?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北大图书馆多次借到胡适藏书,很是兴奋。后来不行了,一是有人故意不还,说是丢了,认罚;二是胡适的地位日渐提升,于是,学校决定将原本打散的胡适藏书重新聚合,统一保管。这样一来,我的学弟学妹们,再也没有“发现宝物”的惊喜了。

  除了为若干名家建立专门文库或纪念室,建议各大学图书馆向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学习,埋藏若干“宝物”,让有兴趣的学生去发现与赏玩。(版面所限,本文有删节。)

  (题签:吴瑾)

  ◎陈平原,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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