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峥嵘：画画是兴趣不是吃饭的工具

　　经历：买新跑鞋去见靳尚谊

　　陈晓勤(以下简称陈)：2006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作品，画面上把大学城藏于烟雾之中(那个系列叫《云雨南亭》？)，调子很灰暗，让我感觉你里面带有紧张、焦虑、亢奋与颓丧等多种情绪。当时还是学生的我对你的经历产生好奇，写了一则评论作为课堂作业交给老师，内容我不记得了，大概是说这个画家内心很复杂，笔墨如何打动我，等等。为什么你的作品总会呈现焦虑感？与你个人经历有关？说说你的个人经历吧。

　　赵峥嵘(以下简称赵)：对，你看到的系列是叫《云雨南亭》。那是我2006年画的，当时我们几个广美的老师一起准备做个题目叫《日照》的风景展，这是我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风景写生系列。离现在都快六年了，时间过得真快，那时你还是一个低年级的学生。

　　说到个人经历，小时候，也没什么突出的才华，天天在外面玩。我们那时也没人管，书读得很差，但数学一直很好，这可能和遗传有关，我爸的数学就很好。当时怎么也没想到后来会考上大学，还会去读研究生学位，学位还是文学硕士。

　　初一时我成为了美术老师顾世雄办的美术兴趣小组的一员，那会就几个人，一届就一个学生，我是第三届的学生。我们在在一个楼梯间里画画，楼梯很小也很矮，但我觉得能把东西画得立体是件很神奇的事。绘画很开心，让我找到了自信，而这种自信让我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到了初三，班主任找我谈话，让我报考艺术师范学校学习美术。我不想考中专，只想考个技校做个工人。最后，班主任做通了我叔的工作，接着我爸也同意了，有人悄悄跟我说，忘了是谁“画画可以画人体”，我才去报名。

　　陈：文学里被划分伤痕文学、先锋文学等，目前成功的作家都受过80年代那股西方风潮影响。美术界似乎影响并不大，纳入史册的就是85美术思潮、89现代艺术大展等，但我个人感觉美术史放大了那些活动。你作为70后的艺术家，有受什么思潮影响？你们这一代艺术家是如何成长过来？

　　赵：我作为70后画家，一直是闭着眼睛在走路，从小没有远大的理想，从小不看书。从艺术师范毕业后，我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那所小学有棵很大的银杏树，三四个人才能能抱住，是我见过的最大一棵。小学只有四五个班，没有几节美术课，我只能选择做班主任教语文，才慢慢开始阅读。

　　这小学离家要骑半小时自行车，我在上班的前一天，咬咬牙才学会自行车，但第一天就摔泥沟里了。现在想起一路走来，一切都是给逼的。压力越大，自己就越努力。下雨时要扛着自行车赤脚走上十分钟的泥路。而自己就根本不会教语文，所以那些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根本就不听我的，总是闹烘烘的。导致一年下来，我们班学习成绩是全区最差的，头都抬不起来。这时我才希望考大学，重新学素描和油画。

　　第一年去浙江美院(中国美院)考试，初试是考石膏写生，没通过。九月，我就去了浙美油画系办的进修班学习，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来上过课。像当时的油画系系主任胡振宇，金一德，许江，徐芒耀等等。办学地点在离美院不远的玉凰山，上午是写生课，下午我就画石膏，晚上去美院看书。过了大半年后，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年的考试我是很轻松地通过的。接下来是文化课的复习，要学英语和语文，只有两个月时间我还把历史、政治几乎是零起点的水平也给补了上去，最后过了文化考试，这一年我二十四岁。

　　过去一直在一种很封闭的环境中学习的，文学、艺术都是非经典不看、不学的，因为我感觉自己已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我想70后艺术家应该在学习的路上，走的时间是很长的。小时候受文革的影响，认为读书无用，到了初中，高中才开始认真读书，一路走了许多弯路。最后被60和80后艺术家挤到了一边，但我们身上还是有着许多的优点。

　　陈：你200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师从靳尚谊、孙为民教授，当初为什么考入靳尚谊门下？

　　赵：2002年考上中央美院之前，工作了一年，在外打了一年的工，挣够了我学外语一年半的钱后，开始了我的英语和政治的补习，足足学了一年半时间只为了考研。后来听说朋友张晨初这年从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就去问他能不能引见一下，让靳先生看一下我的作品，能不能招我这个研究生。记得当时为了见导师还特意去四川路买了一双李宁牌的白色跑鞋，就这样穿着它去了北京。

　　陈：跟着靳尚谊学画，有学到什么东西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赵：在考大学前，靳先生就一直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印象深刻的是在教学上的认真和在绘画上的较真和从容。很多时候他会在研究生教室里和我们研究生一起画模特，从造型到色彩都是相当出彩的，关键是他的绘画气质，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没法达到。同时他也是中国少有的几位越老画得越好的写实画家之一。

　　生活：对未来根本不敢去想

　　陈：你什么时候跟结婚？你与太太何时认识？

　　赵：我是大学毕业，1998年10月去和太太登记结婚的。在之前，我们谈了十年的恋爱。我和太太是艺术师范时的同学，属于早恋的那种。这种事现在可能没人管，当时是1998年在中专里老师是反对的，记得班主任还找我们谈了话，她还是比较开明的，也没有上纲上线。现在她就住在我家旁边，我们每年都会去看她。在中专读书，也没什么考大学一说，大家都是混日子，我读书是很不认真的，记得二年级去井冈山下乡写生，我们一直在一起写生，慢慢就有了好感，就是这样认识的，和现在大学里谈恋爱差不多。

　　陈：你的艺术表达着某种强烈的绝望情绪，你日常也是这样的吗？

　　赵：强烈的绝望感受是我实实在在感觉到的，有很长的时间我都会做噩梦，有时对未来会怎样根本不敢去想，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太太都没有稳定的工作，太太总是问我老了之后会不会去讨饭，我总是会说“不会！”。当时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太太的父母家，头抬不起来。之后，有了固定的工作，不得不离开家到广州来工作，而别人又不喜欢自己的画，更没人会买我的画。2010年前，这种绝望的情绪始终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一直在做一件事，而这件事却一直看不到头，许多人不理解，看不到希望，始终处于绝望的境地。但毕竟自己也有家庭，也有小孩，同时放弃自己的选择又对不起自己，我就是处于这样的难以选择的境地。我的日常生活中当然也有短暂的欢乐，但这里面交织着更为苦涩的无奈和无助。

　　陈：你究竟焦虑哪些方面的东西？

　　赵：举个例子：在大学毕业时，想画一张创作，怎么也想不出要画什么？是因为我没什么要表达的，当时的生活只有寝室、画室、饭堂和图书馆，完全是一个好学生，生活在某种不现实的幻境之中。大学毕业后很长时间在社会上“漂”着，没有固定工作，而我父母双双下岗，被迫不能成为“啃老族”。尝尽了其中的艰辛和对前途的无望和对未来的绝望。我开始感觉到许多学过的东西是无用的，那些古典的写实方法对于这个现实是无法展开的，这更增添了我的迷茫。从那时起，自己有了那么多的想述说的和想表达的情绪和内容。也是从那时起开始寻找自己适合的表达方式，这样算下来已有十几年了。而到现在用什么方式表达，我都感觉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今天运画去广州一三一二艺术空间布展，当画室里的画拿走后，留出了白白的墙壁。对着空空的画室，顿时感觉人轻松了许多，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明亮了许多。平时在学校每天要不停地赶画，每天总是不停地画呀画的，总没个完，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而在画画的时候，总是不停地要想怎么画得好些，或者是画得更快些，越是这样越是画不好，像得了强迫症，明明知道画画不要太计较小的得失。整天像个守财奴，一点点的败笔都让我绝望。每天这么画，人像个机器，有时想想画画也是件不靠谱的事，很难看到希望。这些都是让我感到焦虑的事。

　　陈：你是几时来到广州美术学院？为什么选择分居两地？

　　赵：我是2005年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广州美院的，我感觉在大学城的广美是一个全新的学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安心创作，不像在上海生活压力这么大，主要就是上海的购房压力太大。当时我在上海也找到了工作，只是没有广美这么好，犹豫之间找导师咨询过，他认为广州好些，这是最主要原因。广州这个城市当时我也挺喜欢的，比较平民化。不断地来回于两地也会有更多的新鲜的感受。

　　陈：你平时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有哪些深刻的？

　　赵：我最喜欢去上海的福州路，去打折书店闲逛，在那里有许多卖不出去的书，我对那些古怪名字标题的书特别感兴趣，和过去喜欢名著不同的是，现在喜欢别人不喜欢的书，主要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现在看书，不会一字一句地逐一地看，有时一本书就看几个段落，有时看看目录，看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是随意翻翻的那种，还有就是卖画册，现在从不买那种古典的和随意买得到的画册。

　　题材：我们建造城市，却被城市奴役

　　陈：你的创作分为几个历程？

　　赵：我的创作主要分为：《襄阳路》系列、《简单生活》系列和《再见！上海》也就是“都市”系列，还有一直在进行的风景写生系列。

　　陈：我从胡斌处得知，你从2010年中开始创作图式有了较大的变化，开始集中描绘城市鸟瞰图、密集的楼群、灯光闪烁的夜色等。你将这一延续至今的系列作品称为《再见！上海》系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赵：2012年开始我想举办自己的个展，一方面，单一的《简单生活》在展厅可能看起来比较枯燥，其次《简单生活》系列作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画得好，在许多专业学术期刊都有发表，虽然画还是卖不出去，而那种绝望的情绪已开始慢慢消失，我不想为了画而去画，这样显得有点假。这时城市记忆变得越来越重，还有做个展也需要钱，城市系列相对于《简单生活》系列卖出去的可能性更大些，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开始了这一系列的创作。

　　陈：你的作品总以城市为描摹对象。有一次闲聊，你说“我们建造了城市，反而城市奴役了我们”，我深有感触。你对城市有什么看法？有没有一些例子？

　　赵：人总有生活在远方的向往，在城市中生活，你会想着郊区的阳光和微风，而真正在郊区生活，又受不了那里的寂寞。现在，我对城市的印象总是负面的，主要是空气等的污染，还有噪音和住房的压力，还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处理，弄得人狼狈不堪。

　　陈：你对上海有怎样的情感？作为你的出生地，这些年来有什么变化？对此你有什么认识？

　　赵：我出生在上海靠近浙江的一个小镇，上海既是我的出生地，但又不完全是，对于上海感情是很复杂的。上海是我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有着许多的记忆，包括我的初恋。它的繁华是很吸引人的，而它也有冷酷的一面，人是需要去适应它的，现在上海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出行也更方便了，可是生活在那的成本却越来越高了，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冷漠了。

　　陈：《再见！上海》有什么寓意？

　　赵：每次离开上海，总有种脱离喧嚣，脱离拥挤的解脱感，这是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广州去画画，而在广州大学城郊区总有一种想再次见到上海的浓重的乡愁。总之，远离家人总有种漂泊、无根的感觉。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围城”似的的情节，总是徘徊在“见”与“不见”的两难和忧郁之中。当飞机离开大地或火车驶离车站，那一刻别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滋味在心头，这记忆尤为深刻。

　　陈：对于现在很多作品都不采用题目，直接用无题做标注。而你的作品一般都有很优美的名字，你对画作标题的认识是？

　　赵：作品的没有题目是一种时尚，也是所谓的后现代手法。我也想过用画完一张画的时间去命名作品，如2012－12－21。但我还是想在自己的作品透露出一些信息和内容，或是一种诗意，虽然这个时代太现实了，毫无诗意可言。许多人曾劝我作品和题目不要文学化了，应该更荒诞些或画得更机械，无手感些，这样显得更当代一些。而我认为题目是对画面的再补充、反讽或反过来的解释，让作品变得更丰满或者让作品更晦涩。

　　陈：有没考虑过除却城市题材外，考虑些别的题材？比如与城市相对的乡村。

　　赵：我一直在画风景写生系列的写生，像《走过逢简》系列，《云雨南亭》系列和《雨后小洲》系列，只要在其中加几个元素就是很好的乡村系列，只是我想把它变得简单些，只是探讨关于观看与书写的问题。

　　市场：作品好坏、接受程度决定成名的快慢

　　陈：在当前卡通艳俗、糜丽、刺目的绘画艺术大潮中，你的作品阴暗、焦虑，反而显得另类。这也决定了其难以走市场。你认同这种说法吗？请详细说说自己这些年的市场道路？

　　赵：我的绘画市场确实是很难走的，特别是在广州，人们都喜欢亮丽鲜艳的颜色和制作感强的作品，在广州我的创作几乎是没有卖出去的经历，倒是美术馆有些收藏，像广东美术馆和武汉美术馆，平时只是卖些风景写生画，许多人倒是很喜欢这些画中的“笔墨”情趣(主要是靠了我这么多年积累的绘画经验，也就是靠手艺吃饭)。但这些只是杯水车薪，一路走来，想想觉得挺艰难的。

　　陈：《论语》里常言道“四十而不惑”。很多人以四十作为分界点。你与许多你的70后同辈也踏进这个年龄段，你对目前满意吗？他们又是怎样的？

　　赵：我在三十岁的时候还在考学，在四十岁的时候还是一个两手空空的穷画画的，口袋里没什么钱。至于你说的“不惑”倒是真的，好像我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每天不是画画就是忙着与画画有关的事，也不知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整天在忙着处理许多事，每一年都有许多计划，至于别人的是怎样的，我也不太知道，许多东西都是表面的，应该过得都不差吧。

　　陈：2007年，你曾说“在这个世界上，不会超过十个人喜欢我的画，原因的不写实，不抽象，不当代，画得也不好”，在几乎没有人喜欢你的画的时候，是什么让你坚持了下来？

　　赵：在画画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很爽的，没想过放弃这么画，我一直喜欢明代画家徐渭和朱耷的作品，想想这些画家的经历更加坎坷，自己还是很幸福的。再说认为自己画得也很好，我一直相信任何的道路都是走得通的，只要不断走下去。

　　陈：看见身边的画家一个个成名起来，作品越发好卖，你心里会有怎样的想法？

　　赵：看到朋友的作品越发好卖，我会感到自己越来越有希望，我是一路见证了身边朋友的成功，从中国美院到中央美院身边有太多的朋友成功了。几年前和别人聊天，谁会成功，怎么成功，谁快谁慢，几乎都应验了，作品的好坏与接受程度决定了成名的快慢，这里没有什么神秘的。许多搞收藏的人总说买十个人的作品有两个人出来就赚回来了，我想说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好的和好的艺术家在一起，差的和差的在一起。十个人要么全出来，要么一个都出不来，就是这个道理。

　　陈：目前艺术家对市场操作的“成功”手法，不外乎让媒体大肆宣传，进行假拍，混圈子等等，但你内心似乎是有点执拗的性格，这些年依然努力地作画。你是怎样计划的？那对于别的艺术家这种行为你又是怎样想的？

　　赵：我认为这些方法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要把精力安排好。我始终认为作品是最关键的，宣传也很重要，圈子里是相互之间的认可，你的作品水平决定了你的圈子的好坏。你的水平决定了你认为谁画得好，那么他也会认为你画得好，这是很自然的事。而假拍是做市场的主要方法，这些都没什么错，像我们吃饭、睡觉必然要经历的那样。有许多事情也不是艺术家一个人能决定的，艺术家最终都会沦为别人赚钱的工具。至于我，更看重的是我喜欢的艺术家能真心喜欢我的作品，这也是我最开心的事。

　　陈：广州画廊一直不景气，但大家都说不出原因。广州画廊与你的作品有什么渊源吗？

　　赵：广州画廊的不景气是没有长远的眼光，看不到几年后的市场是什么或艺术会是什么？一直保持着人云亦云的做事方式，就这样，长期下来就没有什么话语权，在几年前推的艺术家在现在变得不行了，有些拿都拿不出手。这些画廊的市场也就在此终结了，没有人会再去相信它。

　　几年前有许多画廊不是不景气，而是卖得很好，那些很差的作品卖得相当的好，可现在呢？这些画家连名字都给忘了。好的画廊就是要有眼光，先不要说国际化的眼光了，它们就连全国的眼光都不具备，自己的判断一点都没有。

　　陈：那你有找出艺术与市场两者平衡的方法吗？

　　赵：艺术与市场本身不矛盾，一定是艺术引导市场，像凡高，高更等不就是最好的例子。而现实中往往是市场引导艺术，这也是广州市场不好的原因之一。

　　愿景：让画画变成兴趣而不是吃饭的工具

　　陈：那这些年来，你对绘画的热情有消长过吗？

　　赵：这些年对绘画的热情是有所不同的，在别人不喜欢我的作品的时候是有点对着干的情绪在里面的。人们越不喜欢我的作品我就越这么画。那时反复看徐渭，八大山人的画和传记，从中看到希望而激励自己。而现在更多的是自己喜欢怎么画就怎么画，现在最高兴的事是在画室听着喜欢的音乐，喝点小酒，画着画。你看我把几乎有时间都“浪费”在了画室里，这已变成了习惯。有时也想如果我不画画，我会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会去做什么。这里想引用下我尊敬的中国美院老师崔小东的话“我其他的都不会，迫不得已才画画的”。这么多年来，中间只有一两年没怎么画画，那时忙于考研学英语，天天去外国语学院，从早到晚地学习。

　　陈：你曾写文《第三种道路——我的创作随笔》，里面详细说了你的创作与思考。里面提出一个问题“架上绘画走到了现在几乎是无路可走了，还究竟‘剩余’了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艺术问题。究竟架上绘画发展道路怎样？

　　赵：当然架上绘画道路的发展，我也是不知道的。我自己的经验是路一定是有的，首先要对它有个全面的了解，不了解怎知道它还会有什么呢？绘画可以在多方面进行突破，包括语言、内容，也包括它可以成为其它艺术的一个副产品，比如插图、草图或方案。它会变得很边缘，就像我过去说的，会是那些“可多重解释的以及意义晦涩的，无法归类的，鸡零狗碎的，不成气候的那一小部分非典型绘画”，也可能是“不抽象、不表现、不写实”的绘画，总之和过去的绘画会有所不同。

　　陈：当代艺术五花八门，你认为能在美术史留下印记的有哪些？你觉得怎样的艺术家才是好艺术家？

　　赵：如果一个艺术家想着在美术史留下印记，那么他还是一个传统的艺术家。当代艺术都是以反经典，反美术史的方式进行的，都是以“不可能性”作为自己的创作目的，至于怎样的艺术家才是好艺术家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的，问题是怎样的艺术家不是个好的艺术家，这会得罪许多人的。当代的艺术一是极端，极端地固执，二是经得起各方面质疑的敲打。

　　陈：接下来有什么展览计划？你对将来有什么愿景？

　　赵：我下个月在上海莫干山艺术区的优上空间有个个展，策展人是《国家美术》杂志主编了了。明年底计划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有个个展，还将计划策划几个群展。

　　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得到别人的认可，生活上有所改善，同时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画风，多一点尝试。

　　陈：如果写一句话(或诗、微博皆可)给未来十年的自己，你会写什么？

　　赵：还是要用自己博客上的一句话：业余时间画画。让画画变成自己的兴趣而不是吃饭的工作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