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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的狂欢:作为一种艺术的延伸与诠释

作者:佚名      当代艺术编辑:admin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深夜,一万张脸扑面而来。我睡意全消,拿起杨佴旻兄聚餐时给我的画册,开始思考这个关于《脸》的艺术。

  对于那些讳莫如深的表述,华而不实则毫无意义,我只想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对艺术行为的观望与思考,总是离不开传统、经典与当代、先锋的比较,当我把目光从杨兄的艺术表情移向纵深的历史,从历史回忆中涌现的脸孔犹如潘多拉盒子释放出它们的历史魅惑。倘若我们从时代的艺术语境来看,不同的脸曾诠释着不同的时代。从古埃及和巴比伦古墓的壁画、古希腊雕塑壁画面具、罗马庞贝古城的肖像壁画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肖像(如达·芬奇《蒙娜丽莎》、拉斐尔《披纱的少女》、提香《戴手套的男子》、荷尔拜因《德国商人乔治·基茨像》、丢勒《自画像》、小让·克鲁埃《弗朗索瓦一世像》)与宗教油画(如拉斐尔 《西斯廷圣母》)、尼德兰世俗肖像与群体肖像画(如老彼鲁·勃鲁盖尔《农民婚礼》),到十九世纪印象派(如马奈《草地上的野餐》《阳台》、莫奈《穿绿衣的女子——卡美伊》、雷诺阿《亨利奥夫人》)、新印象派(如乔治·修拉《擦粉的女人》)、后印象派肖像画(如塞尚《打牌》、梵高《自画像》、高更《两位塔希提妇女》),直到20世纪的野兽派(如马蒂斯《戴帽子的女人》)、立体主义(如毕加索《哭泣的女人》)、波普艺术中的肖像(如安迪·沃霍尔《《玛丽莲·梦露》》)、新现实主义(如马歇尔·雷斯《视觉卫生,双重肖像》、汉斯、维尔格勒、杜夫莱纳和罗泰拉的剥贴艺术),还有各流派画家的自画像(如弗里达《自画像》)……

  中国古代肖像则以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为主,如魏晋的名士肖像,而自宋代开始有支流转向民间市井。到了明朝后期(距今四百年前),宗教肖像油画随着传教士(以利玛窦、罗明坚为代表)来到中国,随后擅长绘画的传教士成了御用西洋画师留下来,在康乾盛世将油画技法授于中国画匠,于是出现了中国画家最早期的油画(如《桐荫仕女图》《旗装老妇像》《仕女肖像》等),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广州开埠后,史贝霖以玻璃载体的肖像画而崭露头角,辛亥革命后,随着留洋日增,西风东渐,写实肖像也真正开始融入中国的艺术语境,那时期艺术思想的交锋很多,对西方现代绘画的看法各执己见,徐悲鸿倡导“写实”贬斥“印象”与“野兽”,徐志摩则起而与之论辩,刘海粟崇尚印象主义更与徐悲鸿水火不容。战时,因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头,新派画(指印象主义以后诸流派)画家也转为写实,到抗战后短暂复苏。五十年代,油画被政治倾向和英雄主义掩盖,直到六十年代,苏俄绘画影响日深,而风景、静物也暂获生机。一九七八年后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油画复兴,伤痕美术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罗中立的《父亲》以超写实的巨幅肖像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那张古铜色的布满沧桑的脸让很多人黯然神伤,80年代末方力钧创造的“光头泼皮”一脸倦容无形中契合了那时候中国普遍存在的无聊情绪,岳敏君的笑脸则如同哈哈镜一般表达出一种自嘲、空虚和愚乐的生存状态,栗宪庭将两者称为“玩世现实主义”,90年代末曾梵志的《面具系列》呈现出其时社会个体的焦虑与表现的造作,小丑般的脸掩盖了真实的表情……

  以上算是我对有关于“脸”艺术的简要历史回顾。当我们再来正视杨佴旻的一万张脸的观念艺术,抛开那些非艺术实质的背景因素,便找到了它的历史的传递与参照体系。

  有一种世俗的说法,人活的就是一张脸。“脸”有着时代的精神特征,以“脸”诠释一个时代、一种现象和精神面貌由来已久,当从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传递过来的对崇高和理想主义的放弃和消解完成对现实无意义的指涉,当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等人的“大脸”成为媚俗,在人类千年文明的冲刷下,脸有了它的艺术记忆与文化寓含。

  我不想谈它所呈现的官方城市寓意。而是想从艺术的本身看待这一表象与观念的艺术语境与人文思考。这是一个多元汇聚的时代,穿越艺术的时空,回望曾经的岁月,不同时代不同种族的歌者在同一时光相会,穿行于当代都市的大街小巷,形成一场脸的狂欢。于是脸被赋予了新的隐喻。

  面部表情是心灵脸谱。日常,诸如我们可以通过喜怒哀乐的面部表情判断人相关的心情。然而,随着人世阅历的增长,人们学会了伪装,于是更多人带上了无形的假脸,隐藏自己的无知、怯懦、卑微甚至险恶……

  这个基本的表征在艺术的语境中被泛化,当无数张各怀千秋的假脸出现在现实街头,曾经尘封的历史与现实同构并被重新读解。于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竟艺术化地演绎为一场表演。历史的面具的下面是形态各异的人生。这是面具时代的交融,人们都戴着面具生活,从古至今,无论中外。同时又莫衷一是。与其说戴着诗人的面具是一种象征,不如说是一个符号——时俗迥异的文化符号也罢、艺术符号也罢,都在同一时刻互为隐藏互为参照互为指涉互为补元甚至也互为知己互为假想敌。

  其实,历史与现实、古今中外都是无可奈何的面具时代,人们各自戴着各自的面具:诗人的面具、艺术家的面具、商旅的面具、政客的面具、道德的面具、权力的面具、名誉的面具、伪善的面具……千人千面,不一而足。诗人只是其中的一类。

  杨佴旻在艺术演绎中赋予了“脸”具象的指涉,其中有古代诗人如李白、欧阳修,当代诗人杨炼、唐晓渡、海外诗人阿莱什、菲欧娜等,包括他自己,我不谈他们之于扬州的渊源,只谈艺术的延伸意义,它超乎艺术家的原意,在更宽泛的理解层面,打开新的视域,诸如前述,诸如方力钧在画那张大脸时也不曾想到它与时代情绪和某种具有代表性的生存状态的不谋而合。

  起初,我对象征性的人物符号并没有关注,我知道那仅仅是符号,像在高速无限复制的后工业时代里的自嘲,没有指认的必要。当看到李白的面具时,我有了一种诉说的冲动。正如历代对孔子的评判不一而足(春秋战国先秦诸子对孔子毁誉不一,秦始皇甚至“焚书坑儒”,西汉前期崇尚黄老而攻儒,汉武帝定儒术于一尊才进入儒家时期。魏晋道法结合转批儒法,东晋玄佛合流,南北朝后到隋唐佛教盛炽,宋元三教合流,以儒家为纲,到清代孔学又“盛而衰”,改良与维新派法运动,深化了近代评孔运动,辛亥革命后有短暂尊孔复古的逆流,五四又生分歧,而到建国后则极力批孔,二十一世纪初,随着国学复兴,以于丹《论语心得》为代表,孔学又有抬头),对李白的尊攻也此起彼伏:盛唐与晚唐人多盛赞李白,中唐新乐府运动兴起,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对李白颇有微词,到了宋人那里,道学盛行,李白则多受贬抑,王安石更说李白“见识污下”,元人对李白再度推崇,并重建李白酒楼,明人有重李轻杜者,也有因袭前人论断李不如杜,清代也有两种态度,一种重李,一种轻李,有学者说清代诗史意识的强化与朴学的盛行是李诗屡招后人贬抑冷落的原因。

  其实,在我来看,很多人对李白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妄加评判,我不惯于后人对他的“诗仙”美誉,说来只因他的诗歌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可谓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传闻他随父李客从碎叶城(有歧义)迁居绵州,后辞亲远游仗剑出蜀、攀高结贵、投赠诗文、挥金如土,可以说是功名心重的败家子加酒鬼;“仰天大笑出门去”,这是老李屁颠颠地去长安给公主和皇帝佬儿拍马;“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却兴致昂昂地做了翰林供奉,给皇家解闷取乐罢了;“天子呼来不上船”,是他喝大了,酒意醒就麻溜地进宫,说什么“云想衣裳花想容”以助兴,后人却美其词曰“贵妃捧砚劳玉指,力士脱靴总羞颜”;因不得志他随永王李璘叛乱,败北获罪,换了别人往往是变节之过,后来流放夜郎遇大赦;晚年依附于族叔李阳冰,最后“捉月而死”,其实是老李寄人篱下,最后一次喝大了,掉沟里再没爬上来。我曾用8万字的篇幅、小说的叙事笔法写过李白,可惜被一个散漫无知的付之东流。

  翻篇。话说回来,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面具诠释着一个艺术家的想象力,诠释着无形的喧嚣和群体欲望的有形之手,让我联想到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一个大众非理性的充满变数的心理世界,一个泯灭个性的群体的狂热和不可理喻,“所有参与到集合行为都是非理性的”,较之个体而言,群盲更让人无所适从。

  与此相应的,在几年前英国伦敦出现了“无脸人”行为艺术,他们所表达的意义至今不为人知并已逐年淡忘,也许那些类如“千与千寻”中的无脸孔的形象,表达的却是形形色色的有脸人无奈的生活与挣扎。

  也有人说,艺术就是一张脸。从“八五新潮”艺术就争取着它的自由,谁在长脸,谁在丢脸,却又总会有一脸迷惑。而〇八年的鲁虹事件也是因“脸”而起。叠印在那些画面上的,是艺术家愤世嫉俗的表情。

  在本篇即将收笔时,我有想到一种时代的群体性焦虑与时代的假脸。为此而生的这次观念行为其实并非艺术家突发奇想,早在几年前还旅居海外时,杨佴旻就曾分别在东京与纽约实施过类似的小型的艺术活动,也就在三年前,我在他那里听到一种声音,他说,九十年代他从海外归来,从机场到市区,看到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他的内心是疼痛的,两千年后,他再度回来,欣喜地看到了中国的变化,然而又覆上一种焦虑,经济在发展,而文化在收紧,甚至是倒退的;技术是克隆的,文化是山寨的;这是一种灾难;中国的文艺在复仇,在酝酿仇恨的一种情绪;而西方强国在文化的扩张,美国的一些文艺大片已站在一个人类的高度思考救赎。中国文艺不能陷于狭隘的民族性,更要走出山寨与克隆。

  (杨佴旻,曲阳人,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学博士。2013北京保利秋拍“杨佴旻专场”,《太行的早晨》以 1265 万元成交,2014年入围胡润艺术榜,跻身“少壮派国宝艺术家”。现为南京艺术学院校董,北京文艺网董事长,河北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圣赛德艺术中心客座研究员等。其作品曾在中国、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美术机构举办个展;曾获都灵国际美术展特别奖、哥伦比亚首届世界绘画贡献奖、现代金陵水墨画传媒展评委大奖等国内外重要奖项;水墨画家杨佴旻作品曾被中国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黄胄艺术基金会、美国圣赛德艺术中心、日本本田艺术博物馆、法国拉劳美术馆、荷兰圣安纳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和个人收藏;杨佴旻著有画集,诗集,美术专著等多种。)

  关勇,锦州人,现居北京,发表小说、评论若干,策划出版各类图书百余种,谙熟绘画等艺术门类,涉足影视,婉谢高薪,深入底层。下窑,挖沟,放木,刷盘子,访谈采风,主持五年心理热线,做车钳工、总监、编剧、文化情感热线咨询、网站经理、杂志主编、策划人。现为某集团文化传媒总监、《总裁世界》主编,兼《艺术家》《环球企业家》杂志策划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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