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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敏君:生活依旧荒诞 我仍一笑置之

作者:佚名      当代艺术编辑:admin     
2012年作品《现代兵马俑》,185x90x60cm,玻璃钢丙烯。 2012年作品《现代兵马俑》,185x90x60cm,玻璃钢丙烯。 2013年作品《蓝天白云2》,200x240cm,布面油画。 2013年作品《蓝天白云2》,200x240cm,布面油画。 2012年作品《再肖像系列——栗宪庭》,140x170cm,布上油画。 2012年作品《再肖像系列——栗宪庭》,140x170cm,布上油画。

  “笑脸人”符号让岳敏君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一路走来,对岳敏君来说却是荣耀和争议同在。曾经凭借“笑脸人”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扶摇直上,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崩盘说”、“重新洗牌说”一度甚嚣尘上。以股票形式分析艺术家未来行情,看涨、看跌声一片的,岳敏君是第一个;当代艺术F4已经瓦解,岳敏君作品流拍就被视为例证。当然,纵使外界争得热闹,当事人岳敏君却似乎还想用一“笑”置之。先是去年底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展示“岳敏君:偶像制造”,又于近期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开展岳敏君个展“大脸画”。“再肖像”“笑面人”“无人的风景”“迷宫”“琐碎”“重叠”,岳敏君工作室内创作的多个系列同时呈现。岳敏君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自己从上世纪90年代便开始确定要创作多个系列让自己的艺术复杂起来,然而对于“笑脸人”的创作依然会是贯穿其创作的一条主线。但他不愿选择用坚持一词,在他看来,“用坚持这个词好像艺术家很有被动感。”而自己是按照自由的状态选择了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将“笑脸人”进行到底。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健亚  所有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岳敏君

  1962年生于黑龙江省大庆市,1985年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1987年,还在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求学的他和四个同学一起受到“85新潮”的影响举办了第一次展览。

  1991年春节他就住进了圆明园,开始了自己的职业艺术家生涯。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画后来成为标志符号的“笑面人”,第一张作品叫《大狂喜》。从2000年上拍以来,岳敏君的作品在拍卖中一直处于几万到几十万元的区间价位。从2004年开始,价格持续攀升。2007年,纽约苏富比拍出的《金鱼》成交额为1081万元,佳士得香港拍出的《画家和他的朋友们》成交额为2048万元,岳敏君跻身千万元俱乐部,也与方力钧、王广义、张晓刚并称为当代艺术F4。

  石油工 上大学

  18岁时,靠着家人在油田系统的关系被天津海洋石油聘为电工。在那段需要在油船上呆上近一个月才能上岸的日子里,岳敏君画了一些大井架子和大海以及变幻的天空之类的画。

  但创作于他还是一件业余的事儿,加上由于单位精简被分配至采油工这个对他来说一窍不通的岗位。岳敏君决心报考大学。当时,浙江美院和北京电影学院都是他的心仪目标,此外,他还报考了河北师范大学。没想到最先寄来录取通知书的是后者,“我记得这三所学校填的通讯地址都是北京,但浙江美院和北影都寄到我原来工作的地方。”

  河北师大对当时血气方刚的岳敏君来说,是个不错的地方。岳敏君向记者回忆,“在河北师大考试时,我觉得这个学校不错。因为旁边是河北艺校,有很多美女,我就觉得这个学校挺好的,比我以往看到的美女还多。而且河北师大中美术系和音乐系是挨着的,我觉得也不错”。

  作为1989年的毕业生,他再次顺从命运到天津教书。依旧感觉到束缚、控制。岳敏君又一次想挣扎。他说,从上学到教书,“整个经历给我的印象是束缚,这很容易扼杀掉对事物的追求,自由是最可贵的。”

  住进圆明园 创作“笑脸人”

  1991年春节,到圆明园附近的医院探望病人,岳敏君偶然发现居住在圆明园的自由画家,由于对创作自由的向往,他决定搬到圆明园,“那时我想找个落脚的地方,进行自己的创作。如果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地方画画、思考问题就可以了。”于是岳敏君与刘炜等四人一起租了一个院子。

  此时,岳敏君开始探索“笑脸人”符号,最初只是让人物笑起来。岳敏君记得第一幅“笑脸人”,前景画的是穿了泳装的女人似乎在笑,后面也有一两人在笑。在此基础上,岳敏君不断提炼、改变,一两年后才开始画面中所有形象都是自己,每个人物都是张大嘴巴没心没肺地大笑,却又紧闭双眼;动作夸张,却又充满自信。

  “到现在可能笑的嘴越来越大,笑得越来越疯狂,”岳敏君称,画“笑脸人”完全是有感于生活荒诞的气氛。彼时,很多艺术家都画了类似气氛的东西,不过在岳敏君看来,日后将玩世泼皮的标签贴在其身后,也许是因为当时一些艺术家可能觉得这只是一种感觉,并没有看到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和艺术价值,“而我则将很多感受的东西不断完善、放大。”

  海外做展 价位攀升

  事实上,这种玩世不恭和泼皮的笑脸确实也成为那个年代最通俗的写照。艺术资本很快便嗅到了其价值。1992年底,香港藏家张颂仁以每张1500美元的价格买走岳敏君两幅作品。在海外展览中,西方媒体和评论界开始从这些画面中揣度中国社会变迁和政治风景,“笑脸人”开始走向国际,并让岳敏君享用了在学术和市场上的礼遇。2007年纽约苏富比春拍,岳敏君的《金鱼》以折合人民币1081万元价格成交。此后作品价位不断攀升,2008年,岳敏君绘于1993年的旧作《轰轰》在香港佳士得拍出了5408万港元。

  岳敏君为中国当代艺术画坛上制造了一个“笑脸人”偶像的同时,也将自己推向偶像的神坛。当然,位于神坛自然要受到更多的挑战。事实上,对艺术家重复自我、艺术生产的质疑早已有之,但直到今天岳敏君仍将笑脸人坚持到底,尽管另一方面他又在不断地创造其他系列,包括“无人的风景”“迷宫”“琐碎”“重叠”等。(下转C特07版)

  重复

  反而感觉其真正价值

  新京报:从去年底在澳门艺术博物馆的展览再到近期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你让外界看到除了“笑脸人”以外的多个系列创作。

  岳敏君:除了“笑脸人”以外,我1996年便开始创作不同的类型,类似“场景”“处理”系列,当时是三个系列并行。此后又从绘画本身逻辑发展出“迷宫”“表皮”“重叠”。但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没怎么展过,全放在工作室里。

  去年澳门艺术博物馆邀请我做展览,我就表示如果仅仅展“笑脸人”,不能将我这么多年的东西展示出来。策展人冯博一来我工作室看了几次,觉得用单一线索不好呈现,于是将工作室创作不同系列的现状同时呈现出来。这次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展出也依据这样的线索。

  新京报:你是很早便意识到要创作“笑脸人”以外的其他系列吗?

  岳敏君: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便对自身艺术创作有一个判断:不应该用线性的方式来思考。以往我们都是受线性和逻辑这些东西的影响,但这往往会造成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注重单一线索。但现在的艺术家有能力、有时间、有可能让自己矛盾和复杂起来。

  新京报:但你也一直沿用“笑脸人”的符号。

  岳敏君:我其实是从反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当我画“笑脸人”得到别人表扬时,我的感觉其实并没有那么敏锐。我的创作都是从批评、谩骂的角度。别人说我老是重复这个符号,但对我来说这也让我能感受到“笑脸人”这个符号的力量。换句话说,越强调笑脸这东西的负面,反而让我感觉到这个符号有真正的价值。

  新京报:2009年接受我们专访时你提到会一直坚持“笑脸人”这个符号,现在这个决定依然如旧?

  岳敏君:是还会坚持创作笑脸人。不过我觉得用“坚持”这个词好像艺术家很有被动感。类似说一个艺术家坚持、突变、创新,其实都带有被动感,不是按照自由的状态去创作。这些说法都让你有压力,让你看不到有其他的东西。其实对艺术家来说,最好的就是保持一种你认为正确的方式。

  新京报:你坚持“笑脸人”的符号创作,其中有没有商业的考虑?

  岳敏君: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都是被商业化的状态。我们都不用想商业的问题,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变成商品。这个谁也逃脱不了。如果你想反对商业的话,你个人是无法生存的。只有在这种商业逻辑中质疑,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去尽量规避这个状态。

  市场

  相对金钱,我更关注社会

  新京报:近两年有关你作品的市场行情不断地被争论。此前有关于对你市场行情看涨、看跌的讨论,又有你作品流标被视为当代艺术正在重新洗牌的讨论。以股票形式来看待艺术家市场行情,你是第一个。对于这些争论,你此前了解吗?

  岳敏君:知道。发这些文章的杂志会寄到我工作室来。我觉得这些都是新鲜事物,他们借用了商业的东西来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道理仅仅在于某一类作品、某些形式的作品是适用的。这些都需要时间来检验。其实这些争论对我也是普及。大家有争论,对大众普及当代艺术也挺好。

  新京报:这些看跌的争论对你的创作会产生影响吗?

  岳敏君:对我没有影响。可能偏商业的艺术家更关注金钱,偏社会的艺术家更关注社会。就我个人而言,社会的波动对我的影响更大。

  新京报:媒体将你与张晓刚、方力钧他们并称为当代艺术F4,2009年英国“艺术战略”调查公司对当代艺术市场进行调查,指出“F4”成员已跌出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前10位信心指数之外。而近几年从拍场情况来看,更是有声音认为当代艺术F4群体已经瓦解,而走入了明星艺术家的个人品牌时代,类似张晓刚、曾梵志。

  岳敏君:之前我就说过,这也是正常的。应该接受生老病死的状况。你要是不“死”的话,没有新的人来。其实所谓的当代艺术F4什么的都是社会赋予的一个标签。无论F4也好、个人品牌也好,一些人看艺术时总是想找到最简便的方法。他并不是让这个社会丰富,而是变得狭隘。

  成功

  有时间、有条件做喜欢的事

  新京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环境和现在的商业环境下,你对于艺术家成功的衡量标准有没有不同?

  岳敏君:最好不要想成功与否,要是去想,你就累了。如果你喜欢艺术,就从喜欢角度来考虑,为所谓的艺术进行创造、探索。我觉得有时间、条件允许你去做你喜欢的事,那就是成功了。如果你将成功定义成用金钱、权力去衡量,那你肯定会很累。

  上世纪90年代没想过自己成名。当然艺术家都希望你的艺术对社会有影响,即得到社会的承认。

  新京报:你好像说过自己是伟大的二流艺术家。

  岳敏君:有人问我现在是否伟大艺术家了?我的回答是,就目前而言,中国只能产生伟大的二流艺术家。

  我始终认为伟大艺术家只会产生在伟大的国家,不会产生在二流国家、三流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伟大的国家一定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比较靠谱,它对这个世界是有贡献的,能基本引领这个世界的潮流,给很多民族以启示。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伟大的艺术家。

  认可

  官方还没做好文化的准备

  新京报:近两年,官方机构成立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中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得到官方更多的认可?

  岳敏君:当代艺术就是要发现问题、创造一种新的事物,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各种行为和方式,但官方还没有做好文化的准备。他们仅仅是种无奈的感觉,认为必须要认识到这种状况。我觉得谈一个社会是否能接受各种创造的东西,或以这种创作为责任,其实质是指在文化状态中必须是我们有责任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但官方没有这种感觉。这跟现在的收藏家一样,他不是带有要创造新文化的责任去收藏艺术创作。

  新京报:近几年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也越来越多,那你觉得带有责任的收藏家在国内的比例是不是也在增长?

  岳敏君:很少很少。比较成熟的收藏家是促进新文化产生的支助者,或者通过艺术来产生一种新的文化。

  新京报:今年春拍,我们也看到了不少中国当代艺术的藏家开始出手自己的藏品。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岳敏君:很多人收藏都面临经济问题。他们想通过自己多年收藏来解决经济问题,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要看藏家对艺术有多么坚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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