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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叶永青:大理给了我业余者的眼光

作者:佚名      当代艺术编辑:admin     
在大理,叶永青有时坐在音乐边上,有时坐在诗歌边上,有时坐在仁波切边上,有时也坐在社会割裂的圈层边上。唐志冈说他像PVC管的弯头,到哪里都可以接上。   在大理,叶永青有时坐在音乐边上,有时坐在诗歌边上,有时坐在仁波切边上,有时也坐在社会割裂的圈层边上。唐志冈说他像PVC管的弯头,到哪里都可以接上。

  叶永青有工作室吗?他在五座城市有六个工作室,北京两个,大理、昆明、重庆、伦敦各一个。

  叶永青有工作室吗?他从不安定下来,总是轻手轻脚回来画画,潇潇洒洒出外游逛。

  他所有的画室都很干净,通常只有一瓶墨色和几支眉笔,颜色也不会比少年习画班的小朋友丰富多少。“这些年我练就了一套可以随时开动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方式,我的作画工具有时比儿童还简单。”

  但他的阅历和创作却炉火纯青。

  他的下一个创作计划是:往清迈绕一圈,绕到热带,一直去到塔希提岛,一路写生,写日记,什么有感觉就做什么。这个计划叫“早安高更先生”,向他80年代的偶像高更致敬。

  110张小画是他在不确定性和末世情绪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小感触。

  叶永青的2014年是从110张小画开始的。

  “时间的小偷”是美国作家东尼·希勒曼的小说名,用做展览名是叶永青的庆幸和自况。“只有画家是一个幸运者,是能够偷一点时间的人,能够从岁月里打捞出一点记忆,打捞出一点片段。”

  这些小画断断续续而来,是叶永青在大块创作和应付展览间隙偶然留心的产物。在上海龙门雅集的展览开幕式上,画廊女主人李亚俐表示:这些画是一个整体,不拆开来卖。

  尽管如此,观众还是免不了在心里掂量自己到底喜欢哪一幅,但对叶永青来说,110张画之间大有关联,少了哪一个片段也不成。“这种关联就是这四年的时代氛围,是我在不确定性和末世情绪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小感触。”

  在2012年末日传言最兴盛的时候,很多人移居到大理,他们买房子,挖地道,储存粮食,准备真的发生危险了就出来普度众生。“那段时间每天早上四点钟就有很多人起来敲木鱼念经。”就在这种慌乱之中,叶永青做了时间的小偷。

  一件大作既可以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对一张画布完成,也可以由时间和记忆的碎片构成。

  在前几年展览、美术馆和艺术区的扩张中,人们看到的是最大的作品和市场的涨潮。虽然如此,艺术家其实一直都在悄无声息地做着另外的东西。比如方力钧走到哪里都在动手画水墨,从不间断。叶永青也有很多画在东巴纸上的手稿和涂鸦。这些小画以前被热钱和粉丝遮蔽掉了,在潮落时才显现出来。

  2013年,叶永青在崔各庄的工作室遭遇强拆,他不得不把北京的小画全部打包寄到大理。“有一部分画完了,有一部分没画完。因为我经常是比较着在工作的,到大理以后,我可能会比较集中地画一批小画。”

  中国文人画的题材相近,基本上是山水、花鸟、人物三大类,这一类东西也最能激发出中国人的感觉。在龙门雅集的个展上,藏家总是第一眼就看上他过去创作的金孔雀与米山水。

  叶永青却不想总是提供不出错的美。

  他有文人气也熟悉西方绘画的根底,在他笔下两者和谐相处,一切皆可入画。世人随手拍,而他随手画。表面像开玩笑,但其实是很认真地在经营一些意料之外的事。

  他的画很轻盈,尤其是这110张小画,跟现实咬合得不是那么紧,总是跳出一点,理想化一点,清新一点。看这些画,像翻阅他的微信朋友圈,他去了哪儿,见了谁,想了什么,都有迹可寻。

  但就算是中国画家里最松弛洒脱的一个,他仍知自己拘谨。1997年开始,叶永青在基金会赞助下每年去伦敦工作三个月,他发现“一个黑人的表达就真的和一个猴子差不多,没有任何负担和束缚”,而中国人始终被文化和社会捆绑着。

  叶永青接受这种拘谨,并努力从捆绑中寻获最大的自由。如今他的创作逐渐清晰起来,一方面用很西方的涂鸦方式来表现中国绘画的题材和图式,另一方面用中国式的涂写来画表现主义架构的绘画。

  你可以说他是在画画,也可以说他是在写心,而他的心就一直在东西方之间混搭摇摆。他有点善变,但这就是这个时代中国艺术家的真实处境。

  “大理给我一个新的视觉,这个视觉是一种业余者的眼光。”

  2008年,叶永青因为奥运移居北京,并被首都的人迷住了。“我认识的最有意思的朋友都是在北京,最好玩的人也都在北京。”

  但是这几年,他开始觉得北京没有营养了。艺术家只是在一个很狭窄的管道里生存,这根管道简单地说就叫“展览”,大家为展览而劳作,为展览而相聚。艺术圈不产出新东西,也没有新面孔。“老朋友都特别熟了,熟得像有亲情,基本上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能预判出来,话题也全是重复的。”

  这时候,白羊座贪新厌旧的本能就会跳出来,烦恼就出来了,痛苦也出来了,他开始强烈地想去一个新的地方。

  大理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虽然到大理的人各有目的,但英雄不问来处,大家在一起,对彼此的判断是看对方有没有意思,绝口不提自己为稻粱谋的那些事,人性的可爱之处会被看见多一点。

  “林语堂以前也讨论过,中国人一做正事就变得很讨厌,一进入政治或经济领域就变得很丑陋,所有的魅力都荡然无存。但是一个很可恶的人当他空闲的时候,有趣的部分也会释放出来。”

  大理让叶永青觉得新鲜,那么多新移民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涌来,这些人还有满身的能量。唐志冈去了大理就怒了,他不喜欢这些人,觉得他们每个都雀神怪鸟(云南方言,指怪诞离奇)。“只有叶帅你这种人可以和他们打交道,”唐志冈说,“你这种人就像PVC管的弯头一样,到哪里都可以接上。”

  一方面叶永青是万金油式的人物,另一方面他最崇拜的一句话是“为而不有”。“我们云南男人是不干事的,云南所有的事情都是女人干。男人管大事,女人管小事,但是没大事。男人管天啊,地啊,国际啊,政治啊,但这些都是吹牛的事,所以男人什么事都没有,背个孩子抽烟,拉二胡,放牛羊。”

  初到大理时,他与太太约定什么事都不做了,就在那儿休息。但后来还是忍不住,把四川美院的乡村田野调查课拿到大理去上,2013年开始还和张杨、奚志农组织了大理下午茶。

  叶永青把这些作为理解为自救而不是济世。改善自己周围的环境,相当于在自己的小空间里打扫一下卫生。

  “大理给我一个新的视觉,这个视觉是一种业余者的眼光。”叶永青说。各种有意思的人经过大理,叶永青就约他们喝茶聊天,使雁过留痕。而他自己,有时坐在音乐边上,有时坐在诗歌边上,有时坐在仁波切边上,有时也坐在社会割裂的圈层边上。

  叶永青仍是一根有匹夫之勇的痛感神经。

  “要做一根神经,首先是你不要先把自己当成一个群体的代表,而是回到个体,回到真正的生命。但是现在很多人可能是不敢单独出门的。”

  叶永青仍是一根有匹夫之勇的痛感神经。

  “在这个时代,只有艺术这个行业才可能产生真正的匹夫之勇,因为你就是你个人,不需要太大的团队。但现在因为资本和许多其他的东西,每个艺术家其实就是一个公司了。”叶永青独自走来走去,也是在逃避成为一间艺术公司。

  中学毕业那年,叶永青差点儿进旅游局宾馆当服务员,如果当时没考上大学,他很可能最后会变成一个导游。“如果我做导游一定是很有才能的,云南我是义务做了多年的导游,有七块高尔夫球场是我带着人去投资修的。”

  上世纪90年代,叶永青开始了单枪匹马的游历。每次回重庆总是带回很多信息,川美老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侦察英雄”。各种趣闻轶事,由他讲出来就变得特别有趣。张晓刚戏称叶太太甫立亚嫁了两次——过去腼腆没话,后来口若悬河。

  现在,见多识广的“侦查英雄”回到了大理。

  “虽然大理是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但真的是风云际会,各行各业有意思的人群,有的在那儿居住,有的从那儿经过。那儿有中国其他城市没有的情况,另外一种繁荣,这种繁荣实际上是思想和知识的汇集,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改变。”叶永青说。

  很多人觉得他是在过着一种告老还乡的生活,只有叶永青自己不这么觉得。“我承认我是返乡生活,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大理就是归宿。我还是喜欢新的东西。”

  文/孙琳琳 <<新周刊>>第4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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