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车出土窖藏古代钱币研究

    2012年7月16日，库车县老城区萨克萨克街道办事处萨克萨克社区人民路东侧，在进行建筑施工开挖地基时，出土了一批窖藏古代钱币。这批新出土窖藏钱币类型丰富，数量巨大，品种特殊，数量总计14000余枚，为近年来在库车县一次性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古代钱币。

    一、窖藏钱币的出土

    2012年7月16日，当地群众报告在基建施工中中发现大量古代钱币，接到报告后，库车县文物局及当地派出所迅速赶往出土地点，对钱币出土现场进行有效保护，并对出土以及尚参杂在泥土中的钱币进行了及时清理。龟兹公安分局民警也在第一时间赶到出土现场，并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追回流散钱币3000余。经过近两天的紧张清理工作，现场清理出钱币11000余枚，加上被追回的流散钱币，此次库车县窖藏古代钱币共计14000余枚，钱币实物已经被妥善保管在库车县文物局。

    这批窖藏钱币保存较为完好。通过专家细心整理，这批新出土的窖藏古代钱币大致分为八个类型，其中王莽时期铸造的“大泉五十”剪轮钱及三国蜀汉时期的“太平百钱”为首次发现。

    整理完这批出土的窖藏钱币后，文物管理人员又对窖藏钱币的出土地点进行了认真的踏勘。经过踏勘初步判定，这是一处古代时期的遗址，从房建基址范围和基坑四周的壁面的断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一些尚埋在土层中已被破坏的陶罐、大陶缸残体。另外在基坑西部的南侧壁面上，在距地表2米的地方见有明显的人工夯土层建筑遗迹。在基坑西面断壁上，距地表约2-2.5米的地方见有火烧土痕迹。在基坑的四壁随处可见有陶罐、大陶缸的残迹。这些陶罐、陶缸的残体大都距地表2-2.5米左右水平层面上。这批窖藏的古代钱币即在这距地表2米左右的地层中被发现。窖藏古代钱币的出土地是一片密集的民房和其他建筑，如果不是由于此次施工的偶然发现，这批窖藏钱币不知要在地下沉睡多少时日。

    这批窖藏古代钱币被盛放在一个大陶罐内，由于基建施工，大陶罐被施工机械挖碎，钱币散落在土中。库车县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将挖掘机挖出的土进行仔细过筛，将参杂在土中的每一枚钱币都及时地清理了出来，并进行了妥善保管。

    推荐阅读：南朝萧梁铸“两柱五铢”

    二、窖藏钱币的类型分析

    此次出土的窖藏古代钱币，通过初步整理，可以划分为八个类型。

    1、西汉半两

    在这批出土的窖藏钱币中，西汉半两钱数量很少，仅有几枚。钱径24mm，重1.8g。

    参考阅读：西汉半两

    2、王莽“货泉”

    王莽时期的“货泉”，是王莽进行第四次货币改革时的币品。从此次窖藏出土实物看，分大、小两种。大货泉重1.2-1.6g，直径20-21mm；小货泉重0.8g克左右，直径17mm。这类“货泉”在此次窖藏钱币中的数量不多，约数十枚。

    3、剪轮“大泉五十”

    “大泉五十”是王莽篡汉自立后进行第一次货币改革时币品。大泉重十二铢（一两重二十四铢），比当时汉代的五铢钱重一倍半，但其比值却相当于汉五铢的五十倍，这种虚价的大额货币依靠强权推行，对社会及公众财富进行赤裸裸的掠夺，使自西汉武帝以来健全规范的五铢钱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其实，品类繁多的莽钱，通过传世及出土实物来年，仅有“大泉五十”、“货泉”两种钱币流通较多。后来由于大钱虚价，民间拒使，致“大泉五十”与后来的“货泉”均为法重五铢，等值流通。

    从出土窖藏剪轮“大泉五十”来看，该钱显然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仍然在市面流通使用，只是其边廓被剪凿了去，被剪去的部分又被用来铸造新钱流通或做为綖环钱直接流通使用，便一枚可作两枚用了。该钱生1.6g，直径19mm。在这批窖藏钱币中数量极少。仅见有一枚。

    4、汉五铢（可分为A、B两式）

    A式

汉五铢（A式）

    窖藏钱币中，此类汉代五铢钱数量较大，约占总数的30%，大多品相较好，绿锈湛然，保存完整。从钱面文字书写（“五”字上、下两横出头，或有横出势；“朱”字上方折，下微弧折）及面、背边廓突起深峻的特点看，应该为西汉时期的“五铢”钱。而这一类“五铢”钱在东汉及两晋时期仍在沿用。由于西汉时期五铢钱的标准统一，轻重合宜，铜质较好，轮廓凸起，铭文不易磨损，造型大方规整，使用方便，所以在后来的历史时期沿用时间最长，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至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铸“开元通宝”钱止，汉五铢流通时间长达739年。

    该类钱生2.8-3.1g，直径均在25mm左右。

    按秦汉时“一两”为“二十四铢”计，大约合现在衡制的14.92g，“半两”为“十二铢”，约合现在衡制7.46g，“五铢”约相当于现在衡制的3.1g左右。由此可见这批窖藏出土的汉五铢钱无论是钱文、轮廓、内廓、重量均合汉代官方的统一标准。

    B式

汉五铢（B式）

    窖藏钱币中的这类汉五铢钱，数量不少，约占总数的5%左右。由于锈蚀的原因，多数品相中上。从其钱文看，五铢的“五”字上、下两橫不出头，“朱”字上、下均为方折，但钱文突起较浅，重量2.2-2.8g，直径23-24mm。该钱亦为汉代“五铢”，只是在东汉末及两晋时期的流通中，钱币的外廓被剪凿去了，也属于“剪轮五铢钱”之一种。

    参考阅读：两汉五铢钱

    5、太平百钱

太平百钱

    出土的窖藏钱币中，偶然发现有“太平百钱”，这种钱在新疆钱币出土中为仅见，在这批窖藏古代钱币中也仅见有这么一枚。该钱重1.2g，直径18mm。

    关于此钱的铸造地点，争论很多。但将其作为蜀汉时期的地方铸币应该是比较可信的。该钱在后文中有详述。

    6、剪轮“五铢”

    此次窖藏钱币中，这一类剪轮五铢钱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50%强。剪轮五铢的大量出现应该在东汉末年，由于农民起义的爆发，整个社会陷入连年的割据战争中，地方势力崛起，“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王朝政府权力被迅速消弱。东汉末年的董卓铸小五铢，这种小五铢轻薄，无廓无字，形制混乱，也被称为“剪轮五铢”，它的出现造成了当时社会经济的严重混乱，通货膨胀，富商大贾，官吏豪绅，纷纷敛钱。之后，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磨廓五铢”、“綖环五铢”等。自西汉武帝以来建立完善、规范、统一的五铢货币体制遭到严重破坏。

剪轮五铢

    所谓“剪轮五铢”即将一枚正常五铢钱外廓连带钱面一半的文字用圆筒形的凿具冲掉，被凿去的部分成为大圆孔心钱环，上面连有“五铢”钱的“五”字的一半和“铢”的“金”旁，被作为“涎环钱”，一样在市面流通使用；而被凿冲后留下的有内廓的钱，钱面有“五铢”“五”一多半和“铢”字的“朱”，这就被称为“剪轮五铢”。甚至有的在完整的“五铢”上直接进行剪削，造成剪削后的边缘不规整。如上图所示的“剪轮五铢”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见到有的剪轮五铢仅残存“五朱”，有的甚而仅残剩内廓及些许钱肉。这样就可做到一枚五铢钱作为两枚钱使用。

    参考阅读：剪边钱（剪轮钱）

    7、对文“五朱”

对文五朱

    此类钱在出土的窖藏钱币中约占总数的5%左右，重0.9-1.6g，直径15-20mm。

    《隋书·食货志》中载，梁初古钱有五铢对文。顾烜是南朝梁时人，是当时著名的钱币学家，他说：“对文钱，剪五铢之所成也，民利古钱多铜，剪凿取其轮郭，所余甚小，今世行之，其原始未闻也。”

    从图示中我们可看出，一种对文“五朱”有外廓无内廓，样式规整，应是专门铸造流通的五朱对文钱。另一种，则明显看出是经过对“五铢”钱进行剪凿后剩余近内廓的一半，为剪轮的五朱对对文钱。

    参考阅读：对钱

    翁树培在其“古泉汇考”中，就“泉志”中所说“去肉郭者虽无轮亦未言其字不全也，若轮郭去尽为对文，则剪取其轮（注：因郭在内不能剪取）所余甚轻小，则五铢二字势必不能完全。盖轮之为地无多，则字形不免侵蚀其半者，殆即对文钱与。”

    翁树培说，有一种钱却非剪去者，若逐枚剪之，则钱必参差不一，且于人工亦烦费也，今多见此种钱数百枚同出土，其边痕自然整齐，如范如规，盖其始剪轮为之，其后竟特铸此种五铢之二字各半之小钱耳，即“五朱”对方钱。

    “五朱”对文钱轻小，是由于剪凿“五铢”钱后所剩，于是便有民间私铸，便 执照这种轻薄样式再加上轮廓铸造，是名“五朱”。

    顾烜是梁朝人，在其叙述南朝梁时古钱中，曾说到“五铢对文”。而在《隋书·食货志》中也曾记载，“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丁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既然史料中均记载“五铢（朱）对文”为古钱，可见在南朝时，这种“五朱”对文钱就已经存在，并且在市面上流通使用。

    至于“五朱”对文钱铸于何时，根据史料及出土实物判断应该是在南朝前即已经存在。正如前述梁朝著名钱币学家顾烜及后来的钱学家翁树培所言，是前朝人在五铢钱的基础上减凿其外廓，所余仅“五铢”二字之各一半，即去“金”旁后的“五朱”钱。

    这一类钱的出现是与当时社会纷争割据，经济衰退相关联的。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如今在库车县的出土窖藏古代钱币也出现了这一类的“五朱”对文钱，有边廓规整的“五朱”对文钱，亦有大量剪凿轮廓后的“五朱”对文钱。

    据史载，在东晋时，有吴兴的沈充就曾铸造过“五朱”对文钱，当时人们称之为沈郎钱。后来在唐朝诗人李贺的《残丝曲》中有“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之句，王建也有“绿榆枝散沈郎钱”的诗句。由此可见其钱身一定比较薄小，铜色发青。而这一类钱在浙江绍兴等地有大量出土，因此，沈郎钱确实存在。

    8、无字无廓“五铢”

无字无廓五铢

    在出土的窖藏古代钱币中，这一类的无字亦无廓的五铢钱也被发现，而且数量不算少，大约占到总数的10%左右。这一类的五铢钱我们在整理时专门进行了仔细检视，其重量在1.6-2.4g，直径在20-22mm左右。这类钱边缘及内缘整齐，整个钱面看起来很规整，似乎是专门铸造流通使用的。但在钱面的检视中发现，这类钱都没有内、外廓，多数竟然没有文字。

    在《隋书·食货志》中曾记载到，南朝梁时流通的古钱中就有一种“女钱”，而且据史料记载，在南朝梁时曾铸造过五铢钱流通，即天监五铢，有两种五铢。一种有外廓的五铢，称之为“天监五铢”；另一种没有外廓的五铢称之为“公式女钱”。所谓“女钱”，其意思同稚钱差水多，表示弱小。但女钱则是由于被剪去了边廓，因此变小了，而公式妇钱则是由梁朝官方铸造的缺边“五铢”钱。

    梁初虽然铸造了“五铢”钱，但在其境内流通的却还是以旧钱为主。据《隋书·食货志》所载，女钱仍然被作为古钱而在境内流通。这一时代的著名钱币学家顾烜也曾说到境内流通的古钱有“女钱”。

    在丁福保编撰的《古钱大辞典》中，关于女钱的记载：“另有一咱面背俱无廓者，是为‘女钱’。在按语中说，女钱之分概以郭为之也，观察图谱可知，所谓女钱即面有“五朱”字样，外无郭，面内穿亦不带郭，背外轮、内轮皆无，只余肉者谓之女钱。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库车窖藏钱币中出土的这类古钱，符合上述的特点，应该是晋十六国时期，用圆筒形工具对五铢钱剪凿后形成的。后来，民间私铸盛行，便 有专门铸造这类轻薄弱小五铢，面背、内外均无边廓，有的铸文字“五朱”，有的则连文字亦不铸。它们应该是南朝梁时期天监年间铸造公式女钱的范本。这类钱均是社会急剧动荡、经济衰退历史时期的产物。

    三、窖藏古代钱币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是我们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历史时期。在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包括三国核战争，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东晋南渡，北方十六国争战，北方割据政权之争，南方宋、齐梁、陈朝代更迭，长时期的战火相接，人民流离，人口空前移动和减少，从而使我国的封建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发展大为延缓。

    中国的货币制度自秦汉以来，圆形方孔铜钱占据着主流地位，自汉武帝元狩年间铸造五铢圆钱，迄于东汉，五铢钱制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东汉末年，董卓铸五铢轻薄小钱，文章轮廓皆不可把持，使汉代以来的五铢钱制遭到了破坏，成为之后三、四百年间货币大混乱的开端。虽然在曹魏时期，五铢钱制得以恢复和继承，但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的动荡，造成整个社会逐利行为异常旺盛，民间私铸盛行，各种轻薄小钱出笼，继而出现了剪轮钱、对文钱、綖环钱、稚钱，无字无廓小钱等等。

    司马氏代魏，先后兼并蜀、吴，建立了统一的西晋政权，直到东晋南渡十六国时期，史书中没有记载两晋时期铸钱的事。在两晋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汉、魏时期的半两钱、五铢钱及王莽时期的货泉、大泉五十仍然在流通。而这一时期，汉蜀及孙吴政权时期的货币也在参与市场流通。由于两晋以来，长期没有铸钱，许多钱币在流通过程中被剪凿，自然消耗，或销镕后用于铸造器皿。据《晋书·食货志》中记载，还有一些铜钱注入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被销镕后制作成铜鼓，致使经济生活中货币数量越来越少。再加上民间私铸盛行，各种不足量的轻薄小钱的出现，使货币的使用功能被渐渐淡化，而实物货币则开始逐步盛行起来。

    在这一时期，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钱帛本位的时代，钱为主帛为辅。表面上来看，口帛的使用或限于一个时期，或限于某些方面的支付，或限于一个特殊的地域，但实际上从两晋时起至于隋，布帛从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支付工具。

    东晋南渡后，在其治下，主要使用旧钱。东吴的大钱，乃至于小钱均在其境内流通。东晋使用旧钱主要有大、中、小三种。大钱即三国孙吴时期铸造的“大泉”，称作“比轮”；所谓比轮即形容其大如车轮，能当此称呼的只有孙吴时期于嘉禾、赤乌年间铸造的大泉五百到大泉五千。中钱即指东晋时吴兴的沈充铸造的“五朱”钱，当时被称之为沈郎钱。小钱即指东汉末年至两晋时期的剪轮钱、綖环钱、稚钱、榆荚、鹅眼等轻薄小钱。

    十六国时期，北方原来的关中、中原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现在也成为战乱中心，导致社会经济的流通以实物货币化的状态出现，货币经济严重衰退。但在一些偏远的地区，诸如当时的河西一带，社会则曾呈现出一种暂时的安定状态。凉州的张轨在西晋丧乱时期保卫州境未受战祸，遂被任命为凉州刺史，后来为躲避关中、中原地区的战乱，大量的人口逃移河西，张轨则听从索畏的建议，铸造并恢复了五铢钱的流通。据《晋书·张轨传》载：“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从近年来地下考古发掘出土的钱币实物来看，两晋时期与汉代比较，货币经济的衰退是很明显的。如1652-1958年在湖南长沙发掘了两晋时期的墓葬27座，仅有三座墓葬出土钱币，而且每座墓葬出土钱币的数量都只有几枚。而且钱币的种类较多，有半两、五铢、货泉、直百五铢等。而这种情况与同时期发掘的东汉、三国时期的墓葬出土钱币的情况恰恰相反，这些墓葬中少则几枚、几十枚，多则几百、几千枚，没有出土钱币的墓葬则成了例外。当然，个别西晋时期的墓葬中则成了例外。当然，个别西晋时期的墓葬中也有大量货币出土的情况。如1955年4月湖北武昌任家湾的一座古墓一次性就出土陪葬钱币3630枚。钱币种类有汉五铢、剪轮五铢、西汉半两、新莽货泉、大泉五十、直百五铢、太平百钱等。1973年10月，江苏丹徒高资公社发现一大瓮，为东晋时期的钱币窖藏，总重约280余斤。出土的钱币种类有西汉半两、汉五铢、莽货泉、货布、大泉五十及蜀汉直百五铢、直百、太平百钱、孙吴大泉当千等。这批出土的窖藏钱币中，汉五铢的数量最大，约占总数的90%以上。

    参考阅读：西汉半两

    虽然三国、两晋时期是中国货币经济相对衰退的历史时期，但这也仅是相对而言，我们不应该低估当时货币经济高度发展的水平和原有的经济基础。

    2012年7月16日库车县老城出土窖藏古代钱币，其类型主要是西汉半两、汉代五铢、王莽时期的货泉、大泉五十（剪轮）、太平百钱、剪轮“五铢”、对文“五朱”、五铢女钱，总数为14000余枚。其中汉五铢、剪轮五铢、对文五铢及五铢女钱占总数的99%以上。

    综上所述，库车县窖藏出土古代钱币，种类丰富数量巨大。这些钱币如西汉半两、汉代五铢及新莽时期的大泉五十、货泉，蜀汉的太平百钱等，自其铸造流通之日起就没有退出流通领域，以后的历史时期一直在使用。

    由于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战乱不断，两晋时期主要流通作用旧钱，自身并没有铸造新钱。并且在连年的社会动荡中，严重消弱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混乱、私铸盛行，各种不规范、轻薄的五铢在这一时期出现，剪轮、对文、女钱等相间通行。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古代货币制度上的一个混沌期。

    结合史料记载和出土窖藏古代钱币来推断，库车县出土的窖藏古代钱币的时代应该为东晋十六国时期。

    这一推断与2006年在库车县友谊路进行地下街施工中发现的晋十六国时期的砖室墓可作相互佐证。在那次砖室墓的考古发掘中，也曾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古代钱币，据当时主持此项发掘工作的自治区考古所于志勇所长介绍，墓葬中出土的钱币类型与这次发现的窖藏钱币类型相似，只是此次窖藏钱币数量更大、类型更加丰富。

    四、关于“太平百钱”

    此次库车出土的窖藏古代钱币中，发现了一枚“太平百钱”，直径18mm，重1.2g。这枚钱在新疆为首次出土发现。关于太平百钱，前人有很多论述，关于其铸造地点有蜀汉说、有东吴说、有梁钱说、甚而有北魏说等。有认为“太平百钱”为东吴孙亮时期铸，在于孙亮曾有“太平”年号。同理，认为梁钱的，是由于南朝梁时期也有“太平”年号，甚而北魏时期亦有“太平”年号，但这些说法都被后来出土实物及相关资料一一否定了。

    在《隋书·食货志》中记载南朝当代其国内流通的货币时说到，“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号，轻生不一”。可见，史料中记载，太平百钱为古钱，则肯定不是上梁朝铸造的，虽然梁朝有“太平”年号。据史料记载，南朝梁时确有铸钱之事，只是所铸钱为五铢钱，由于是天监年间所铸，故又称之为“天监五铢”。其所铸五铢分为两种，一种有外廓，称之为“天监五铢”，另一种没有外廓，称之为“公式女钱”。

    至于北魏时期，虽然北魏建国很早，但在一百多年间主要还是以游牧生活为主，是一种游牧的自然经济，不用货币。直至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才铸造“太和五铢”，只是这种钱铸造的技术水平较低，铜质粗劣，文字湮漫。至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又另铸五铢钱。永安二年（公元529年），铸造了比较精整的永安五铢。

    在《泉币》第十八期，有一篇罗伯昭先生的文章“太平百钱并非吴制说”，在文中罗伯昭先生引《古泉汇考》：“太平百钱，梁初已谓之古钱，并非梁时钱可知，培（翁树培）按钱文曰太平，古以太平纪元都，莫先于吴，疑是会稽王亮所铸”。三国东吴时期，其国内确有铸钱事，只是铸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四品大钱。东吴铸造的都是虚值大钱，从五百到五千，相较于汉化的五铢，其价值虚浮几百倍，若铸“太平百钱”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事。东晋元帝司马睿渡江后，主要行用旧钱，而当时东吴的大泉就成为东晋的流通货币，被称作“比轮”（意为跟车轮一样大）。

    留存于世的“太平百钱”种类很多，从钱文字体看，有大篆、小篆和隶书。“太”字除隶书和另有一种篆书作“太”外，其余都作“大”字。古时“大”和“太”通用。

    关于太平百钱的铸造地，有过各种解释和争论，最初是将其看作一种年号钱的。因此有了上述的几种铸地说法。

    此次出土的“太平百钱”为素背。径略小，重量也较轻，属太平百钱中型者，直径在18-19mm之间。在丁福保编撰的《古钱大辞典》中的太平百钱图谱中也属于中型，另外还有一种更小的太平百钱，几乎与东汉末年董卓铸五铢轻薄小钱类似，极小，直径约16mm。

    三国蜀汉时期，刘备父子据有蜀地，铸有“直百五铢”钱。而这一时期，曹魏政权铸造五铢钱，恢复了自汉代以来的五铢钱制，曹魏五铢铸造规整，在当时广为流通；东吴则铸造了大泉五百至大泉五千的大钱；蜀汉则铸造了直百五铢、太平百钱。这些钱币在司马氏建立西晋政权后，均在市面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太平百钱实物的出土以四川地区为最多，而且经常和直百五铢一起出土。《泉币》杂志第十八期中，罗伯昭关于对太平百钱的论述中也说到：“蜀中太平钱种类繁多，随地可遇，有简作‘百金’者，有传形作‘金百’者，……出于蜀，见于记载屡矣。关中虽产太平钱，究不若出蜀之多。”

    因此，推论“太平百钱”应为三国时期蜀汉铸造较为可信。之后，“太平百钱”在两晋时期与其他品类的钱币同时流通。

    五、结语

    此次库车出土的窖藏古代钱币，种类多、数量大、有些品种特殊，为新疆地区第一次发现。这些大量出土的窖藏古代钱币，均由中央政府铸造，在新疆也广泛流通使用，诸如西汉半两、汉五铢、新莽货泉、大泉五十剪轮、剪轮五铢、对文五铢、五铢女钱等，这批古代钱币的时代为公元4-5世纪，即晋十六国时期。

    这些钱币在当时是作为行用钱，在内地广为流通。而这些钱币在新疆被大量发现，反映了自汉代中央政府对西域实施有效管辖以来，作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新疆，同内地的商贸交流、人员往来日益紧密。即使是在两晋十六国，内地出现战乱纷争，政权更迭，战火纷乱的历史时期，新疆同祖国紧密联系也从未中断过。此次出土的数量巨大的中原地区货币就是明证。

    这批货币的出土，对研究这一时期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大量直接的实物资料，同时对进一步研究龟兹本地铸造和流通和汉龟二体五侏钱和龟兹小铜钱的铸造时间有了更加明确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