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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博物院藏金银玉器大珍:金辉玉润

作者:佚名      收藏知识编辑:admin     

  西安 朱歌敏 李喜萍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金、玉钟爱有加,对其认识和解读也早已超越了使用和审美的范畴,而是视为精神、道德、人格与文化的象征。金者坚,色泽璀璨辉煌,永不生锈,不但象征着尊贵与财富,而且有着恒久和真诚的寓意;玉者洁,温润无瑕,象征美德与美好。正因如此,几千年来,金和玉伴随着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发展,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金玉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安,古称长安,曾是周、秦、汉、唐盛世的建都之地,也曾经是中国金玉文化的中心。本文从西安博物院馆藏上万件金银器、玉器中遴选最精华部分,与君同赏。这些精品多系汉唐之物,展现了千年古都的历史辉煌。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金、玉钟爱有加,对其认识和解读也早已超越了使用和审美的范畴,而是视为精神、道德、人格与文化的象征。金者坚,色泽璀璨辉煌,永不生锈,不但象征着尊贵与财富,而且有着恒久和真诚的寓意;玉者洁,温润无瑕,象征美德与美好。正因如此,几千年来,金和玉伴随着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发展,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金玉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安,古称长安,曾是周、秦、汉、唐盛世的建都之地,也曾经是中国金玉文化的中心。本文从西安博物院馆藏上万件金银器、玉器中遴选最精华部分,与君同赏。这些精品多系汉唐之物,展现了千年古都的历史辉煌。

  礼权之尚

  金和玉以其本身的特质和文化内涵,被视为古代礼仪活动的“神器”,同时也是至上王权的彰显。金银器和玉器自古就与帝王、贵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或是祭祀的神器,或是军权的象征,或是信仰的寄托,抑或是丧葬的用具,在古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商代玉戈商代玉戈

  商代玉戈(图1)

  长31.0厘米,宽8.1厘米,厚0.7厘米,孔径0.8~1.2厘米。1975年西安市灞桥区老牛坡商代遗址出土。玉质温润,平滑光洁,抛光精细。阔缘,中部琢有一脊线,缘两侧磨刃,前锋尖锐。内作长方形,与缘交接处的两侧有胡,近缘处有穿,后缘琢出扉芽。玉戈是盛行于商周时期的礼器。此件玉戈形制硕大,琢磨精细,是罕见的商代艺术珍品。

秦代玉璋秦代玉璋

  秦代玉璋(图2)

  长21.3厘米,宽6.6厘米,厚2.3厘米。1971年西安市未央区联志村出土。通体呈斜首扁平长方体,素面无纹。玉璋盛行于商周之际,据《周礼》载,璋为祭祀南方之神的礼器,也用于天子巡狩、祭祀山川、婚聘及殓葬等。

  东汉鎏金鹰形杖首(图3)

东汉鎏金鹰形杖首东汉鎏金鹰形杖首

  长27.4厘米,宽8.5厘米,厚3.0厘米。1972年西安市莲湖区第二机砖厂出土。两件的形制、大小、重量均相同,通体鎏金,为变形的鹰兽结合体。鹰回首挺立,鹰眼和冠镶嵌有琉璃和绿松石,勾喙,羽毛翻卷,左右对称分布。鹰冠、颈、胸、腹卷羽处有圆形孔洞,原嵌有涡纹松石,现大部分脱落,仅余孔洞。鹰的下半部为兽体,蹲踞于一中空的椭圆柱体之上。圆柱体上方横向排列等距的圆孔,应为贯钉固定杖柄之用。这两件鎏金鹰形饰造型夸张,制作精巧,推测为当时皇家或高级官员举行某种仪式或出行时的仪仗器具。

汉代玉猪汉代玉猪

  汉代玉猪(图4) 

  长13.5厘米,高5.0厘米。1989年西安市雁塔区山门口村汉墓出土。这对圆雕玉猪造型相同,姿态相似。鼻端平,两桯(tīng)钻小孔表示鼻孔,鼻梁刻三道弦纹,鼻下一道斜弧线勾画出嘴。以压地隐起法雕出的双眼显得格外有神。两条不对称交叉的弧线构成猪耳。下颌、颈、肩和胯部几道简单的弧线,恰到好处地勾画出了猪的肥硕形态。一猪前蹄伏地,另一猪则前蹄伸出,二者均在用力起身,似欲赴食。此为葬玉的一种,是古人在殓尸时放于死者手中的握玉。这两件玉猪体态丰满,造型生动,雕刻手法简洁传神。

  汉代金灶(图5)

汉代金灶汉代金灶

  长3.0厘米,宽1.7厘米,高1.2厘米。1966年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出土。通体近椭圆形,灶门为长方形,周围装饰金丝和金珠。灶面上有一釜,釜内盛满粟米,粒粒可见。釜前的两侧原镶两颗绿松石,现仅留嵌痕,灶台四周装饰掐丝工艺制成的盘绕状带纹和弧形纹。灶台右上角有一烟囱。灶门正上方和釜的四角镶嵌桃形红、紫、绿色宝石。灶底有篆书“日利”二字。此器制作先后采用打制、掐丝、垒丝、焊缀和镶嵌等工艺,整体感觉繁复、精巧。在汉墓中常见陶质灶和铜质灶的模型器作随葬品,金灶极为少见。战国秦汉时期,道教神仙思想盛行,食金丹以飞升成仙就是这种思想观念的反映。此灶即取象于炼金丹求长生的丹灶,粟米寓意“金丹”。金灶造型小巧,形象逼真,做工精致,装饰华丽,工艺复杂,又有铭文,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对于我们认识汉代社会盛行的神仙方术有着重要意义。

隋代董钦鎏金造像隋代董钦鎏金造像

  隋代董钦鎏金造像(图6)

  座长24.6厘米,宽24.0厘米,通高41.0厘米,重13.27公斤。1974年西安市雁塔区八里村出土。该造像由高足床上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一香熏、四足方形床和两蹲狮组成。阿弥陀佛结跏跌坐于高足床正中的束腰莲花座上,上身微微前倾,施无畏与愿印。高螺髻,外着袒右肩袈裟外衣,内着僧袛支,褶纹简练流畅。桃形背光内饰莲花纹,外沿火焰纹。两胁侍菩萨均头戴高宝冠,冠带下垂至膝,体长腰细,上身裸露,饰项圈、璎珞、钏镯,肩搭长巾,下着长裙。两金刚力士跣足,裸露上身,肌肉隆起,腹部鼓出,狮鼻大口,瞋目怒视,头戴宝冠,饰项圈、璎珞,脑后有圆形背光,内饰莲瓣纹。右侧力士右臂如执剑状,左侧力士右臂如执金刚杵状。高足床正中置一蔓枝莲花簇拥的香熏,香熏下有一裸体侏儒用力托举香熏,造型极其生动。一对蹲狮位于床前,均前足斜撑,全身筋露骨棱,十分劲健。佛像、莲座、高足床及其他23个附件均为单独铸造,其间有插榫孔眼相连接,可拆卸。在高足床的右侧及背面镌刻着发愿文,计118字:“开皇四年七月十五日,宁远将军、武强县丞董钦敬造弥陀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具闻正法。赞曰:四相迭起,一生俄度,唯乘大车,能□平路,其一。真相□□,成形应身,忽生莲座,来救□轮,其二。上思因果,下念群生,求离火宅,先知化城,其三。树斯胜善,憨诸含识,共越阎浮,镜食香食,其四。”这件造像通体鎏金,制作精美,造型端庄,富丽堂皇。隋朝倡佛,民间铸造佛像之风盛行,这组鎏金佛像正是当时社会现象的反映。同时,这组佛像附有完整的铭文和年号,为佛教造像断代的标志器。  

  华饰之锦

  以玉作为装饰品,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盛行不衰。金饰品大约在商代出现。汉唐时期金玉饰品发展至顶峰,出现金玉合饰,器物奢华精美。明清以后,金玉器多有借用花鸟鱼虫等动植物的谐音传递祝福之意。

西周玉燕西周玉燕

  西周玉燕(图7)

  长3.8厘米,宽2.2厘米,厚0.4厘米。1975年西安市长安区张家坡出土。扁平形,燕呈展翅飞翔状。双目、翅及尾上的羽毛以偏斜刀法勾勒,造型简约,用夸张与图案化手法刻画细部,眼睛仅以圆圈表示,双翅上刻划涡纹,形虽古拙,但生动传神。燕子属候鸟,它的到来预示着春的来临,万物复苏。在古代社会,人们视燕子为生命繁衍的征兆。

  战国秦式龙纹工字形管衔环玉饰(图8)   

战国秦式龙纹工字形管衔环玉饰战国秦式龙纹工字形管衔环玉饰

  长5.2厘米,宽3.1厘米,厚1.2厘米。1982年西安市长安区韦曲战国墓出土。玉色黄绿,双管并列,中部相连,呈“工”字形。“工”字下端有方形桥钮,钮中有小活环。双管对钻而成,孔口不甚规则。双管和连接部位饰多组秦式龙纹,布局疏密有致,杂而不乱。制作工艺过程分为切割、打孔、镂雕、琢刻纹饰等,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玉雕工艺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阶段。

  西汉镂雕鞢形玉佩(图9)

西汉镂雕鞢形玉佩西汉镂雕鞢形玉佩

  1992年西安市北郊范南村西汉陈请士墓出土。通体呈片状盾形,内呈鸡心形。一件高7.1厘米,宽4.0厘米,厚0.4厘米,两侧镂雕卷云纹;一件高4.4厘米,宽2.8厘米,厚0.3厘米,上方及两侧均镂雕更为交错复杂的卷云纹。鞢(shè)是专供射箭扣弦时保护手指的指圈,原为管状顶部斜抹,管壁有扣弓弦的槽与供系绳佩戴的双孔,外表还雕琢有纹饰。战国时已演变为扁平状,完全失去了扣弦的功能而成为纯粹的佩饰。到汉代时已发展为盾形片状镂雕佩饰。汉代以后直到清代,这种佩饰一直盛行。

  唐代金镶玉佩(图10)

唐代金镶玉佩唐代金镶玉佩

  高4.2厘米,宽5.0厘米,厚0.4厘米。1976年西安市未央区孙家湾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玉佩呈三角形,两腰为三连弧形,单面雕琢。正面错金饰变形双凤纹,鸟身刻划成圆弧曲线,头颈伸直,尖喙,长冠,翅、尾、足呈“人”字形,各主要部位装饰卷云纹。近顶端有用于穿系佩带之孔。玉错金银工艺始于春秋时代,战国至唐代最为流行。在晶莹润白的玉件上饰以错金的纹饰,显得格外华贵富丽。这件玉佩的造型带有深厚的西域风格,它是在传统的错金及云纹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具有豪迈开朗与饱满瑰丽的时代特色。

  唐代金蔓草花饰(图11)

唐代金蔓草花饰唐代金蔓草花饰

  1971年西安市灞桥区红旗乡郭家滩村出土。金蔓草花饰可分为叶形和团花形两类,两者皆以变形的串枝花组成。团花形饰片直径5.5~7.0厘米,中心为圆形串叶,4朵花向四面展开,围绕在中心串叶周围,花心自内而外又绕出一周花叶。花叶间有装饰按钉用的8个小孔,花瓣与枝叶上原镶有宝石,现已脱落。叶形饰片的茎干串连花朵与枝叶,盛开着5朵花。4个花瓣上原镶嵌宝石,现已脱落。花饰出土时有一对小巧的金合页相伴,推测这些花饰原是妇女梳妆匣一类用具表面的装饰之物。花饰构思巧妙,做工精细,变形中寓含了写实。

  唐代玉舞人尾(图12) 

唐代玉舞人尾唐代玉舞人尾

  长10.1厘米,宽5.2厘米,厚1.0厘米。1981年陕西省礼泉县唐昭陵出土。为腰带尾端饰件,呈圆首矩形,正面雕出一跳胡腾舞的男子。舞者长发卷曲,高鼻深目,上着圆领紧身长袖衣,腰系长裙,足蹬高筒靴,脚踩圆毯。圆毯周饰垂索,其内阴刻一“田”字。圆毯正是唐代文献中所说的“舞筵”。花纹以砣具碾琢,线条流畅,干净利落,并釆用剔地雕刻,使人物形象具凹凸起伏浅浮雕效果。(chá)尾背面的方形一端略微削低,并在其上钻出5对象鼻孔,将鞓末端与其钉在一起。这件尾选用和田白玉雕琢,采用压地半浮雕技法凸显其立体效果,勾勒人物形象的阴刻线条弯转自如,两面边缘均削棱,抛光技艺甚佳,珍贵的材质、高超的技艺与实用性完美结合,是同类玉件中的上乘之作。

  樽瓯之璨

  古人极为重视金玉独特的自然魅力和永恒价值,以金玉制成的实用器具,既是财富的组成部分,也是贵族特权的象征,同时还是一定的精神寄托。玉制器具最早出现于商代,为社会上层人物专享的日常生活用具,主要有臼、盘和簋等。秦汉以后玉制器具逐渐增多,常见的有杯、碗、尊、枕等。金银器皿汉以前较少,唐代发展至顶峰,且多带有异域风格。

  汉代玉杯(图13)

汉代玉杯汉代玉杯

  2010年西安市长安区汉宣帝杜陵遗址出土。3件玉杯形制相同,其一高13.5厘米,口径6.8厘米,底径4.5厘米,口沿和底沿镶嵌金扣;其二高12.4厘米,口径6.3厘米,底径4.9厘米,口、足没有镶嵌金扣;其三高12.8厘米,口径6.5厘米,底径4.7厘米,口沿、底足边缘共镶嵌4道金扣。玉杯通体打磨光润,直口圆筒形,喇叭形高足,口部、腹部均刻宽双凹线夹宽凸线。杯身上的包金既有美化作用,也加固了杯身。其金镶玉的装饰技法显露出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玉杯的使用可能与当时祈求长生不老的思想有关,据《汉书》等文献记载,此类玉杯的功能是承接露水,用以服食玉屑以求成仙。

  汉代玉舞人(图14)

汉代玉舞人汉代玉舞人

  2010年西安市长安区汉宣帝杜陵遗址出土。左侧玉舞人高10.5厘米,右侧玉舞人高10.2厘米,两者皆下宽7.8厘米,衣摆厚度6.1厘米。玉舞人采用圆雕技法,联袂并肩伫立,眉目清秀,细鼻梁,小嘴,身材修长,婀娜多姿。头上长发圆盘,发辫自然下垂,嘴角露出恬淡的微笑。内穿多层长袍并着长裤,外穿长袖曲裾深衣,腰系两条宽绢带,并接有很长的衣襟在身上缠绕数道,长摆曳地。下摆分别裁成大小不同的4个尖角,上广下狭,宛若燕尾。脚穿翘头履。玉工精准地捕捉并生动表现了舞女跳舞时的瞬间姿态。粗阴刻线展现大形,以细阴刻线勾勒细部,细阴刻线采用游丝毛雕技法,以摆动的裙角表现出舞蹈时衣摆自然飘扬的状貌,充满了舞蹈的动感,显得飘逸浪漫,引起观者无限的遐想。它是迄今发现的有明确出土记录,形体最大,而且是唯一两件相连的俏色立体圆雕玉舞人。其出自杜陵,应是汉宣帝的御用之物。它是汉代宫廷最为流行的“翘袖折腰之舞”生动写照,也是研究汉代宫廷文化、妇女服饰以及舞蹈史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

  唐代金背瑞兽花枝镜(图15)

唐代金背瑞兽花枝镜唐代金背瑞兽花枝镜

  直径19.68厘米。2002年西安市灞桥区马家沟村出土。镜为八瓣菱花形,背贴一金壳,其上锤揲出浮雕式装饰纹样。中间凸起的钮部饰一对追尾式双兽,一周凸棱将壳面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饰8只神兽与缠枝蔓草,在每个神兽面前都形成一个圆圈,神兽或走或伏,或趴或跃,作攀枝嬉戏状。内区的缠枝花草蔓延过凸棱进入外区,在8个菱瓣内盛开,花枝在各瓣间也作间隔但缠绕不断,每瓣当中有四叶花苞正对菱花形中央,两侧垂以葡萄果实,下有两鸟噙枝啄籽,八瓣内两鸟姿态各异。镜缘内的边框上各饰折枝花。葡萄纹装饰盛行于西域,唐初传入中原,与内地传统的瑞兽纹相结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葡萄纹铜镜出现于唐高宗李治时期,武则天时期较为流行,唐玄宗后期逐渐消失。

  新莽王精金印(图16)

  新莽王精金印新莽王精金印

  长1.1厘米,宽1.1厘米,高0.5厘米。1966年西安市碑林区沙坡砖厂汉墓出土。金印方形,龟钮。方形台座上爬立一龟,高鼻张口,睁目昂首,背部突起,并刻有六边几何纹饰,在六边形内和周围又刻连珠纹,四足布满圆点纹。造型生动,制作精细。底部刻有阴文篆书“王精”二字。字体端庄,线条圆劲有力。这方金印为新莽时期一位叫“精”的王侯级官员的印章。印作金质,说明使用者的地位之尊。

  西汉鎏金错银凤鸟镇(图17)

西汉鎏金错银凤鸟镇西汉鎏金错银凤鸟镇

  长6.4厘米,宽5.7厘米,高4.7厘米。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汉墓出土。共出土4件,形制、大小相同。凤鸟呈伏卧状,回首啄羽,双翼微微振起,尾羽微展,冠作如意形,颈部有一环形银色项圈,双翼及尾部金银两色相间,其他部位均鎏金。造型生动,刻划细腻,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镇的用途较多,在汉代,这类器物作为随葬品放于死者袖口称为压袖,放于墓内幔帐四角又称压帐。同时,盛唐以前,人们席地而坐,常在席的四角压镇,以使席子保持平整。这4件鎏金错银凤鸟镇是当时上层贵族奢华生活的见证。

  唐代狩猎纹八瓣银杯(图18)

唐代狩猎纹八瓣银杯唐代狩猎纹八瓣银杯

  高4.2厘米,直径9.0厘米。1983年西安市未央区马旗寨出土。银杯整体为八瓣花形,平折沿,连珠唇。环形杯把,外缘缀连珠。杯把上有如意云头状的指垫与口沿平,指垫中心圆圈内錾一鹿纹。腹杯壁8朵花瓣以柳叶条带作界栏,形成8幅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画面。4幅为男子狩猎图,男子身着袍衫,跃马奔驰在丛林中,或搭弓回射飞禽,或持刀追杀野兔,或抛投绳索套捕獐子,或紧追仓皇逃窜的花鹿;4幅为仕女图,女子或乐舞,或戏婴,或梳妆,或游玩。小小的8幅画把唐代男子与子女生活中的一些情景勾勒出来,画面动静结合,虚实相得益彰。银杯的内底处以水波纹为底衬,中间錾刻出一个摩羯头和三尾小鱼,凹陷的8只莲瓣内相间地錾刻出花草。这样,当杯中盛放酒或水以后,仿佛在微波荡漾的池中,鱼儿游动,水草漂浮,平添了几许观赏乐趣。

  唐代玛瑙钵(图19)

唐代玛瑙钵唐代玛瑙钵

  高7.5厘米,口径13.5厘米,边沿厚0.7厘米。1968年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出土。由深褐色夹乳白缟带纹理的玛瑙雕琢而成。钵体呈长椭圆形,腹部微鼓,近底处内收,底光滑。通体虽无雕琢纹样,但选用的玛瑙纹理自然交错,流光溢彩。玛瑙是玉髓的一种,为具有不同颜色而呈带状斑纹的玉髓,按其层纹和颜色的不同,有带状玛瑙、苔纹玛瑙、珊瑚玛瑙和水胆玛瑙等名称。“玛瑙”一语来源于佛经,自佛教传入中国后,琼玉或赤玉被改称“玛瑙”。我国西北、东北、华北、华南和西南许多地区都出产玛瑙。                     

  责编 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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