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书法的影响力及收藏钱景

　　文人书法与文人画类似，是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所创造的书法，广义地说，也就是文化修养较高的文人读书人所创造的书法。发端于东汉时期，魏晋则有“二王”为代表。唐代文人书法独领风骚，十分兴盛，例如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对后世的书法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谈及中国近代的文人书法艺术，推举中国近代的文人书法家，我们可以举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康有为。康有为既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驱者，又是近代卓越的书法理论家和书法艺术大师，也是无可争议的近代文人书法家的领军人物。康有为31 岁(1889 年)时完成了他的恢弘巨著《广艺舟双辑》，此书集中地表述了他的书学思想，他的书学思想是坚持标举学古。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仅仅一个半月之后，孙中山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3月10日，总统之位被袁世凯夺取。之后民国总统如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以至于我们描述这段历史时不得不以“某月某日” 详述才能说清楚。19世纪末期开始孕育的文化变革在20前50年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清末民国的50年是政治上动乱、文化上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教育、传统国学( 经学、史学、古典文学)、文物考古，书画艺术诸方面都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20世纪之初，民族存亡的危机感日益加深，对民族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文学因此发生了观念性的变革。20世纪初，梁启超首先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观念。陈独秀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它是由少数人酝酿发展到兴起新文学运动的标志。胡适主张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接近，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取代文言文。1917年2月的《新青年》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 命论》。他明确提出了反对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主张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此文高张“ 文学革命军”大旗，是反对封建文学的正式宣言书。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新文学作家，激烈反对传统文化，他们的传统文化功底也大不如前，而这些对作为传统文化最重要组成部分的书法艺术来说是很不利的。另一方面，属于国粹派的旧文人依然在坚守着传统文化，他们中的许多成员文化知识结构与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没有多大差异。但无论是传统文人还是新式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旧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传统国学修养非常高，这使得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及深层次的影响在其后的几十年当中并未完全表现出来，因此，从总体上说，19 世纪中后叶以及20 世纪前二三十年代还是适合书法艺术的生存与发展的。

　　近代文人书法的时代性

　　书法的兴盛与发展与社会大环境有关，更与社会文化大环境休戚相关，尤其离不开自身三大因素：书法生态、书法教育、书法研究。我们只有从大的历史背景和大的文化环境中审视书法艺术， 才能对书法有一个客观的、理智的、恰当的认识与理解。19世纪后期及20 世纪初，文化的裂变大概在这个时期以前从来没有遇到如此剧烈的抨击。但是，这个时期的书法艺术家却都成长在旧的传统文化时期，无论是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还是保守的国粹人物，都具有极深的国学根底，因此，作为书法艺术所需要的基本文化素养在20 世纪上期有成就的书法家中还是非常深厚的。有一些书法家还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比较开阔的视野也为书法艺术注入了时代的新鲜血液，对书法艺术反而有一种新的开拓。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出现的众多的杰出书法家，更需要我们的充分重视。

　　近代书法史如果从1840 年开始，则正是碑学的高潮期，这期间及此后何绍基、杨沂孙、赵之谦、桂馥、杨守敬等都以碑学的创作与理论活跃于书坛。甲骨文被发现，并从殷墟大量出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大转折期，它至少使中国书法史以至中国文化向前推进了一千年。无论从文字学角度或是从书法艺术角度看，它都开辟了新的、更为广阔和深入的研究视角，并使人们对书法观念发生了变革，以此作为近代书法史的开端符合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律。当然，在此后又出现了诸如吴昌硕、康有为等碑学大师。但他们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主要在民国期间，仅仅是清代碑学的正常延续，他们是属于跨时代的人物。这之后，还有不少碑学大家，但毕竟与清中晚期相比已很难说占绝对的主流地位，所以我们要找书法艺术由古代进入近代的那个“点”，无论从社会背景(清王朝即将结束)、思想背景(中西文化、美学的会冲、大融合)及书法艺术本身看，将近代书法史的开端定于19 世纪最后一个年头是比较恰当的。此外，中国书法由古代转入近代，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民间书法的崛起，除刑徒砖刻、晋人残纸、民间经卷、陶器铭文及作为碑学的一部分碑刻外，甲骨文则是中国最古老、也最成体系的民间书法之代表了。

　　自此之后，碑学虽仍然在书坛占据近乎主流地位，但显然从吴、康的高峰上跌倒了山脚，再想产生如此碑学巨匠，恐怕历史是不会再慷慨地赐予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发现了“居延笔”和万余枚汉简，研究甲骨文的著作连续出版，徐生翁等直接得力于民间书风的作品在书坛被推崇。标准草书社成立，沈尹默在上海搞个展，研究章草的著作连续出版。

　　另外，从艺术观念上看，从20世纪开始在民众中使用钢笔和拼音化的逐步实施，虽曾使书法几乎走到绝路，但作为一门深入中国人精神和灵魂中的真正的艺术， 决不会由此而消亡，它挣脱了实用的束缚后，使自己进入到更为纯粹的艺术行列中，这是书法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总之，近代书法的历史地位小编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承前启后”。

　　文人书法的收藏“钱”景

　　在目前的拍卖市场上，近代民国时期书法作品逐渐受到重视， 今春嘉德四季第33 期拍卖会中的“山河岁月——梁寒操藏民国名人尺牍”专场可谓此次拍卖最大亮点，专场成交率100%，总成交额超过1700 万人民币。拍前估价仅为0.8万至1.2万元的杨虎城《楷书》最终以264.5 万元高价成交，超过估价200 余倍。“近五年来，近代书法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价格上涨趋势也开始启动，但是我认为它的价格仍然还会继续上涨。”北京匡时董国强在曾经的一个采访中说， “为什么呢，因为文化发展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会不断提高，社会是向前进步的是不会退步的，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的重视，对历史的重视和十几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

　　近代书法艺术家的价格层次比较丰富，比如弘一法师的作品，大体定位为几十万到几百万左右的价格区间，总体来说过千万的，甚至更高的就比较少了。其他的就是几十万的，几万块都有，这也是民国书法艺术市场好的地方，不管几万还是几百万的都可以参与，关注的人特别多，因此近代书法的鉴定和介入都相对比较容易。如谭延闿，既是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又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目前市场上他的一幅书法作品平均价格仅仅5 万元。民国时期的大学问家马一浮，他的一副对联也不过十万八万，与当代一些所谓的书法家相比，这种现实是非常不合理的。人们对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会不断提升，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这就是市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