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事件打击投资者收藏信心

刘益谦5037万元拍下的《功甫帖》 用仪器检测纸张厚度

　　2月18日，上海龙美术馆创办人、收藏大鳄刘益谦带着5000多万元拍得的苏轼《功甫帖》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意在用高科技手段为这件书法作品“验明正身”。这也将争议了5个月的《功甫帖》真伪之争再次推向了舆论的中心。

　　各路专家的口水战打得不可开交，《功甫帖》是真是假至今没有一个定论，反倒牵出了学术、资本、名誉等一系列公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事件将会让很多打算进入古代书画投资收藏领域的人望而却步。更有艺术市场专家预测，由5000万元引发的《功甫帖》之争或许将影响50个亿的市场流通。对此，著名鉴藏家、广州艺术品行业商会会长石金柱也表示：市场不能助长此风，这种骨牌效应没有赢家，近期内对传统艺术品收藏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纠结于是否“双钩廓填”只是将问题低端化

　　主持人：《功甫帖》的真伪，本来应该只是一个学术问题，现在却演变成了一个公众事件。当中就有人质疑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作为国家机构为什么会发难于一个私人的收藏行为。不知道国家是否有规定博物馆研究员不能给私人鉴宝？

　　石金柱：“公立博物馆专家为保持学术品质，不为利益方背书，不介入市场鉴定”，这应该是业内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这次的《功甫帖》真伪之争，很多人希望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出来说一说，但他们也都以此为理由拒绝了。

　　主持人：上周刘益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展示了《功甫帖》原件，并以高清影像资料和技术鉴定，试图否定此前上海博物馆专家指《功甫帖》为“清代双钩廓填伪本”的结论。这个反击，能够证明《功甫帖》就是真的吗？

　　石金柱：我觉得刘益谦这次跑到北京开新闻发布会，效果反而更加不好了。自古以来对古代书画的真伪之争从未停息，徐邦达、谢稚柳、启功这些能够一锤定音的前辈，他们鉴定文物都是以目鉴为主、目鉴与考订相结合的方法。

　　但这次刘益谦用高倍放大镜，通过检验对比笔墨书写状态，想要证明《功甫帖》是自然书写，而未使用勾摹方式，目的是反驳上海博物馆三位专家关于《功甫帖》是“双钩廓填”伪本的说法，结果却陷入了一种低层次的学术争论中去了。

　　“双钩廓填”的手法，在历史上是一种非常低级的造假手法，是指先勾描字形轮廓，然后填墨，但这样“写”出来的字比自然书写少了笔意神采。更高明的手法是“意描”，不用勾摩，信手拈来，以前有些人临摹前人的书法，临到惟妙惟肖的境界时，有时神来之笔可能直接就写出了一张几可乱真的作品。

　　就像乾隆皇帝的代笔张照，他帮乾隆鉴定收藏董其昌的书法。乾隆特别喜爱董其昌的书法，后来有一次他问张照：“爱卿啊，库里面到底有多少董其昌是你写的？”张照装糊涂说：“臣也不记得了。”

　　又比如《兰亭序》的神龙本与定武本，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欢《兰亭序》，他在世的时候令冯承素、褚遂良、欧阳询等人，临摹了数本《兰亭序》，赐给近臣。李世民死后，他将《兰亭序》真迹殉入昭陵，所以后代流传的，都是《兰亭序》的宫廷摹本。其中，冯承素临摹的“神龙本”最为著名，被世人公认是《兰亭序》最好的摹本，评价是“下真迹一等”，也就是只比真迹差一点点，可见以前“意描”的高明；而大书法家欧阳询的临本就是“定武本”。

　　其实要说书画造假，古人的造假简直比我们现在高明了不知道多少倍。特别是宫廷里的画师，领着皇家的俸禄，临摹造假更是不惜血本，有时为了一幅字可以磨上几年。我们现在出不了颜真卿这样的书法家，也出不了以前那种水平的造假大师。现在的造假，那是工匠性的造假，而古人的造假，那是“神手型”的造假。

　　说回《功甫帖》，到底是不是代笔的，这个我们也说不清，因为苏东坡当时也的确有弟子帮他代笔，南宋时也有人仿他的书法，所以只能留待专家去研究。但具体到《功甫帖》这件事情上，老是去纠结于是工匠仿还是高手仿的，我觉得就是把问题低端化了，现在大家还都处在“盲人摸象”的阶段，总去纠结是不是“双钩廓填”，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本质。

　　徐邦达、谢稚柳、启功之后少了一锤定音的声音

　　主持人：上星期的新闻发布会，很多专家发表了意见，但都只是表示：上博的“证伪”站不住脚，也没有人敢证实《功甫帖》就是苏轼的真迹。这件事情发展下去，最后能有个结论吗？

　　邝根明：对古书画的鉴定，中国向来就是谁权威，谁的话就算数。徐邦达、谢稚柳、启功这三位鉴定界的一代宗师相继去世后，古代书画的鉴定就少了能够一锤定音的声音。所以现在各路专家各有各说，但最后谁也不能一锤定音。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的钟银兰、单国霖是古书画鉴定的知名专家，但还没有达到一锤定音的权威地位。就像广东的书画鉴定家苏庚春，他的名字在广东文博界无人不知，他去世之后，广东文博界也少了能够一锤定音的声音。

　　石金柱：所以《功甫帖》这件事，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了，没有赢家。自古以来对古代书画的真伪之争从未停息，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书画市场就有一桩著名的公案——《仿石溪山水图》。

　　1995年王定林在杭州拍卖会上，以110万元购得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图》。不久，有人发现在台湾的拍卖会上卖过同样的画。买家找到徐邦达再鉴定。徐仔细看后说：此画是假的，他的鉴定字迹虽是真的，但原来是题在画上的，现在却跑到画外的裱绢上了，肯定是造假者将真画上的题字割下移到假画上，把一张真画分为两张卖钱。买家根据徐邦达的意见要求退货。拍卖公司找到谢稚柳，谢稚柳坚持是真品，理由是台湾的画和内地的画本来就是同一幅。他认为，台湾拍卖会上的画是真的，但没卖出去。卖家可能认为这是1940年代的原裱，画不太干净，因此没卖出去。所以卖家重新装裱，在这个过程中移动了徐邦达的题字，然后拿到大陆来拍卖。

　　王定林1996年向法院起诉，要求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收回此画、退还画款。但拍卖中心辩称，谢稚柳的鉴定是值得信赖的，不同意王定林的诉讼请求。

　　此案一审、二审均判定王定林败诉。王不服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此时谢稚柳已去世两年。1998年，包括启功、刘九庵在内的全国10余位专家对最高人民法院送鉴的《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进行鉴定后，一致认为该幅作品为赝品。这个最终的鉴定结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最后裁定提供证据。

　　最后法院裁决拍卖行退货，却是以拍卖行“违规拍卖”为理由，因为拍卖行拍前自己买断了该拍品，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自买自拍。拍品的真假只是附带的理由。

　　“徐谢之争”是由拍卖行引起的，这次的《功甫帖》真伪之争，同样也是拍卖行引起的，说明学术问题只要掺入了商业因为，就会变味。但这次跟上一次又不太一样，“徐谢之争”虽然诉诸法庭，但双方都很理性，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争论。但这次牵动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变成了社会问题，还把上海博物馆都牵涉了进去。我觉得除了刘益谦本人太过高调之外，社会上有很多人是在幸灾乐祸。

　　《功甫帖》事件会不会打击古字画收藏者的信心？

　　主持人：那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拍卖行有没有错？

　　石金柱：在去年底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公开指出《功甫帖》是“伪本”后，苏富比是这样处理的，声明在两个月内，如果有两位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专家持相同观点，刘益谦是可以退货的。其实以钟银兰在文博界的地位，已经足够达到苏富比的专家标准，况且中国的书法肯定中国专家说了算，上海博物馆还是馆藏苏轼书法最多的机构，当时刘益谦如果要求退货，苏富比肯定是给退的。

　　如果苏富比拒绝退货，他们也必须找到两位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专家，反证、驳斥掉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的意见。但这不可能嘛，苏富比怎么可能找到更权威的专家推翻掉这三人的意见。所以当时我就已经说了，刘益谦的上策是退货，中策保持沉默，下策才是跟上博叫板，但他恰恰选择了下策。

　　主持人：事件发生后，苏富比也的确找来了很多专家参与讨论。

　　石金柱：苏富比找来的专家全是行家，他们的加入，只会把问题低端化，变成社会大讨论，这更没意义了。

　　为什么社会公众会这么关注这样一个学术问题？我觉得这跟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仇官、仇富心理有关，越是有名，就越想要把你拉下马。刘益谦就是太高调了，他应该表现得谦和一点，尊重专家的意见。

　　就像对新疆广汇集团孙广信收藏的500幅书画，现在有人估价只有3000万元，这怎么有可能，他手里一幅画当年就是在广东买到的，单是这张画已经价值3000万元。如果他的藏品总价只卖3000万元，我愿意加价一倍，6000万元买下来。

　　主持人：如果《功甫帖》是真迹，值不值5000多万元？

　　邝根明：当然值得了。纵观中国历代文人，堪以千古文豪称之者，非苏东坡莫属。《功甫帖》虽然只有几个字，但如果是真迹，那就是苏东坡作品流落在民间的唯一一件作品。

　　主持人：但如果真伪没有定论，这件作品以后的价值会不会打折扣？

　　邝根明：短时间内肯定没人敢接手了。但如果一旦被证明为真迹，那这幅作品以后肯定就是天价了，知名度太高了。

　　石金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功甫帖》是真是假是说不清了。现在最可怕的是，突然再流传出一张一模一样的《功甫帖》，那这张《功甫帖》就彻底毁了。

　　主持人：事件会不会打击一些人投资收藏古代书画的信心？

　　邝根明：这是肯定的，古代书画本来就是真假难辨，高利润，但也高风险，所以本来就有很多人不敢玩。这件事情之后，肯定会让很多原来打算进入古代书画投资收藏领域的人望而却步。

　　但话说回来，正因为古代书画真假难辨这才好玩，考验的是藏家的眼光，所以很多近当代书画的收藏家，最终都成了古代书画的终极玩家。

　　石金柱：最重要的，是市场不能助长此风，这种骨牌效应没有赢家，近期内对传统艺术品收藏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专家说法

　　鉴定古代书画 目鉴是主要手段

　　文物鉴定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判别过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知识。当鉴定专家面对一件藏品时，会迅速把自己脑子里面存储的有关资料飞快地调集出来，然后跟这件藏品进行对比，这就是常说的“目鉴”。如果能从其中找到一处破绽，那就基本上可以断定该藏品不对。当然仅有“目鉴”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以考证为辅助。除了看，有时还需要听、摸、闻。徐邦达、谢稚柳、启功这些能够一锤定音的前辈，他们鉴定文物都是以目鉴为主，采取目鉴与考订相结合的方法。

　　在上周的新闻发布会上，刘益谦出动各种高科技手段进行鉴定，到底传统的“目鉴”准确，还是现代的“科鉴”有说服力？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朱万章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书画鉴定是一门专业的学科，科技检测能够出示强有力的科学证据，比如发现纸张的年份。如果声称宋朝的书法作品，纸张被检测发现是清朝年间的，那就能判断该作品是赝品。但反过来，如果纸张检测发现是宋朝的，并不能证明该作品就是真迹。所以中国古代书画的鉴定，最主要的依据还靠传统的‘目鉴’，‘科鉴’只能作为辅助依据，运用技术手段进行数据分析，提供鉴定真伪的依据。不过科技力量仍有不可及之处，‘目鉴’仍是主导。”

　　新闻回放

　　《功甫帖》罗生门

　　《功甫帖》是苏轼写给朋友郭功甫的告别信，至今已有900多年，在书画鉴定大师张珩的《张葱玉日记》、徐邦达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中都曾有记载。

　　2013年9月，上海龙美术馆创办人、收藏家刘益谦从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拍得了《功甫帖》，并表示会在龙美术馆浦西馆的开馆展览中展出。

　　2013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在《新民晚报》公开指出《功甫帖》是伪作，而后共计14000字的研究文章刊于今年1月1日的《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其中，钟银兰、凌利中的《“从法帖中双钩”—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对“双钩廓填”之法制造赝品的画史进行梳理，将《功甫帖》作为论述的一个重点案例；而单国霖则以《苏轼〈功甫帖〉辨析》一文，提出《功甫帖》为摹本。三位研究员通过案例比照，从此件《功甫帖》的书写方法、印章等角度上提出疑义。

　　此举引发了大范围内的《功甫帖》真赝之辩。各路研究人士各抒己见，如书法大家章汝奭等认为假；藏家陈萧羽、朱绍良等则论证其真。

　　1月13日苏富比也发表报告，论战《功甫帖》为真迹。这场论争貌似已成为博物馆派与市场派之辩。

　　此后，上海藏家颜明在1月底以长微博形式发文，称拍卖之前刘益谦曾问其意见，颜明请教上博与故宫专家，“一致看假，并认为伪作水平不高，提了几点看假的理由”，但转达刘益谦后，刘并未联系专家听取意见，而是坚持拍下。

　　2月18日，刘益谦携《功甫帖》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没有回应颜明的说法。只是在会上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现场，试图否定此前上海博物馆专家指《功甫帖》为“清代双钩廓填伪本”的结论。

　　一时间，社会再次将视线聚焦《功甫帖》。除了这件藏品本身的真假之外，博物馆专家在社会文物鉴定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学术研究与市场规则的界限何在，以及是否应成立权威鉴定机构来解决文物鉴定、尤其是古代书画鉴定的困局等话题更是引发了热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