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继孝的收藏名人书信心得

名人书信既有书法价值又有研究价值。左起为方继孝收藏的丰子恺、沈从文、钱钟书信札。方继孝供图 名人书信既有书法价值又有研究价值。左起为方继孝收藏的丰子恺、沈从文、钱钟书信札。方继孝供图 名人书信既有书法价值又有研究价值。左起为方继孝收藏的丰子恺、沈从文、钱钟书信札。方继孝供图 　　■ 人物小传 方继孝 名人书信鉴藏家。笔名由己，籍贯北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鲁迅博物馆荣誉馆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80年代开始涉足名人书信收藏，同时发表、出版诸多论著，著有《陈梦家往事》《陈独秀遗稿的下落》《徐志摩和中国的康桥》《书法家沈从文》《清奇诗僧苏曼殊》《爱做“翻案”文章的郭沫若》《创造社主要成员及其故事》等，随笔集《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碎锦零笺》；辑校《陈独秀先生遗稿》，整理溥仪自校本《我的前半生》，学术论文集《字字珍藏——名人信札的收藏与鉴赏》(合著)，《方继孝说书信的收藏与鉴赏》。其中《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记与往事》被评为2006年度“中国最美的书”，《陈独秀先生遗稿》获2007年国家图书馆“文津奖”提名，《碎锦零笺》被评为三联书店优秀畅销书。

　　近日，“钱钟书私人书信上拍引杨绛反对”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名人书信收藏的话题也因此受到各方关注。旧时通讯不便，人与人之间靠写信联络，文化名人大都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的书信不仅书法底蕴深，内容往往还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并且鲜见赝品。由于书信便于携带和保存，留存下来的数量亦十分可观。但这类收藏对收藏者要求较高，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知识方可涉足，否则即便到手也可能看不懂，更别提发现其中的奥妙了。名人书信鉴藏家方继孝可是这方面的行家。

　　【市场走向】

　　上世纪80年代 按邮票面值卖

　　方继孝上世纪80年代起始涉名人书信收藏，“那时我也是个文学青年，经常给报社、杂志社投些小稿。当时很多刊物的主编都是知名文化人，比如有作家浩然、刘绍棠，他们给我回信，我就收藏下来”。

　　方继孝还有集邮的爱好，那时的月坛公园邮票市场上有许多商贩出售旧信封，信封上贴着精美的邮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这些旧信封里面发现了名人写的信，如曹禺、郭沫若、周而复等著名作家写的。当时邮票贩子看重的是旧信封上的邮票，对信的内容并不在意。“那时候的信都是按照信封上贴的邮票卖的，邮票市场价5毛钱，这封信就卖5毛钱，邮票值5块钱，信也就5块钱，根本不管信是郭沫若写的，还是曹禺写的。”

　　上世纪90年代 书信市场起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艺术品收藏蔚然成风，作为书画艺术品支流的书信也开始受到关注。中国书店的柜台里，后海、潘家园的地摊上都时常可见书商小贩在兜售名人书信。流落到市面上的名人书信，很大一部分是作家与出版社编辑的往来信件。“那时候东西很多，就看眼力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方继孝曾在潘家园以300元的价格买到一大口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信函，茅盾的、巴金的、丁玲的……几乎所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书的作家的信都有。据他回忆，那时如果论堆、论口袋地买，一封名家信件合下来大概几十块钱。明码标价的名家书信，如钱钟书、曹禺的一封信价位在百八十元。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自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写的一封毛笔信，小贩要价八百一千块，“砍到500买都算(出价)高的了”。彼时北京的拍卖公司刚刚起步，也有名家书信上拍，但举牌者寥寥无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2年5月中国嘉德[微博]的拍卖场上，朱自清给学者唐弢的一封信最终以高出估价19倍的161万元成交。

　　2000年后 价格不断翻番

　　在方继孝看来，2000年是名人书信收藏的一个分水岭。“1999年以前500元到800元的东西，2000年以后就要1000元到2000元才能买到，翻了一倍。”2000年，在中国嘉德的周末拍卖会第56期上，沈从文的三封信底价3000元至5000元，最终成交价7300元；钱钟书的五封信，底价5000至7000元，成交价1万元。而在2002年中国书店的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郑振铎致董康的三页毛笔信以3000至5000元起拍，最终2.5万元落槌成交，加上佣金2.75万元，超出底价近10倍。到了2005年，郁达夫给王映霞的七封情书拍出了37.4万元的高价。在此后的各大拍卖会上，打头阵的都是名人书信，市场也开始悄然升温。

　　【收藏理念】

　　一看书法价值，二看文献价值

　　收藏名人书信近三十年，方继孝也总结了自己的一套收藏理念。“我第一个想法是尽量买用毛笔写的，书法好的。像茅盾、郭沫若、沈从文、钱钟书这些大家的毛笔书信，都是精美的书法艺术品。”其二，要看书信的内容。“文化名人的信流传到社会的，多为给编辑部或同行写的信，一般都是开门见山，言之有物。以后要是研究这个作家和他的作品，这些信就是重要的史料。”如果收藏者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还可能从中发现鲜为人知的历史。

　　发表、上拍需考虑著作权

　　方继孝收藏了近万封名人书信，并用这些书信出版了十几本书。在使用名人书信资料时，他对著作权等法律问题也极为重视。例如今年年初出版溥仪《我的前半生(批校本)》，就咨询过律师的意见。

　　上世纪50年代，溥仪出版了他的认罪书。书面世前，溥仪在未定稿的油印本上做了大量批注，但有些内容没被出版社采纳。溥仪去世后，这个“亲校本”流落民间，几经辗转，上世纪90年代初到了方继孝手中。当时他不知道出版该书是否侵权，群众出版社的律师告诉他，“没问题，大胆出”，因为“一来溥仪没有后人，也没有把书的版权委托给亲属或其他机构，这在法律上叫‘无主著作权’，那么物权所有者就是著作权人；二来即使他生前有委托，他去世后50年，过了著作权保护期还是可以用”。

　　涉及隐私应捐给研究机构

　　谈及日前钱钟书信札引发的纠纷，方继孝认为，倘若此次拍卖的钱家书信纯属学术范畴，不涉及隐私，杨绛或许不会反应激烈，因为“很多年以来，钱先生的书信、手稿曾多次拍卖过，杨绛老人并没有说过什么。”

　　对于这类涉及隐私的书信，方继孝认为比较好的处理方法是捐赠给研究机构。“名家书信是研究名家的重要文献，即使不能公开发表或拍卖也要好好保存，千万不可自行销毁，因噎废食。”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