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我想建100座博物馆

谈起博物馆，樊建川滔滔不绝。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樊建川已经建了三十几座博物馆，在他的计划当中，将有一百座博物馆。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7月7日，建川博物馆抗战文物展将在军事博物馆开幕，主题是“为了和平，收藏战争”，展出51件(套)国家一级文物。年近六旬的馆长樊建川，做过知青，当过兵，教过书，1993年为收藏而辞官经商。在预展现场，他背着帆布包，穿着一件军绿色T恤，上面印着四个字“戎马边疆”。樊建川坦承，虽然退役多年，他仍然把自己当做一个兵，这种军人情怀在其个人经历、举手投足间隐约可见。

　　谈抗战文物展 收藏战争，不是为了仇视日本人

　　新京报：你在微博上表示，“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这句话如何理解？

　　樊建川：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博物馆不在于你讲解词写得多好，图片选得多好，或者你的视频多好，而是要用每一件文物来说话。文物自身所经历的历史，包括每一个历史细节，它们传达出来的“声音”，比我们所说的更真实，更持久。每一件文物都有不同的声音，有的“说”的是普通话，有的是方言。

　　比如说，我们将要做汉奸博物馆，你如何征税征钱，把这些钱如何交给日本人，怎么把文物拿给日本人的，怎么给他们情报，这些都由文物来说话。再比如说，有日本人为了试验新发的战刀是否锋利，抓了数名中国战俘，一一砍头来试刀，你拿木头试，可不可以？杀个马什么的都可以吧？他们非要杀人，并且在自己的日记里写着。像日记这样的文物，传达的声音特别大，无可争辩，侵略者的罪行全部呈现出来了。

　　新京报：在这些展出的文物中，有哪些是你极为珍视的？

　　樊建川：这就像别人问你，你有多少个孩子，谁好谁坏，喜欢哪一个，这都不好说。但确实有几件文物比较罕见，比如《飞虎图》、丰子恺的画作《胜利之夜》、何香凝的物件、黄埔军校的花名册等等。其中一些我们在自己的博物馆展出时，也只使用复制件。当然，这次展出的，都是原件。丰子恺的画，是我1995年从嘉德拍卖买来的，花了8万多元，当时这个价格已经算比较贵的了。再比如，你看汉奸的礼单，他们送给日本人的不是金银财宝，是文物，是古代佛像。这太令人讨厌了。

　　新京报：我觉得一提到抗战文物，就可能激起人们的道德热情，妨碍我们理性认识抗战历史。怎么来平衡？

　　樊建川：我们在这里，就是想达到理性认识历史的一个目的。你说的理性，可能是指这些展览会不会造成对日本人的一种盲目的仇恨，这是我们要清楚表明立场的地方。这次展览里，也会有一些日本老兵的图片。我们主张要理性对待历史，不要简单化、非理性思考日本。我一直有个观点，中国和日本大概有一千年的交流史，其中可能九百年都是好的，只有一百年出问题了。那么我们希望，未来的一千年，至少要有九百年的友好交往，甚至比这时间还要长。这也是我们收藏这些文物的目的，收藏战争，不是为了复仇，或者仇视日本人，不是这样，是为了和平，是要思考我们为什么会被侵略，为什么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的伤亡率高得多。

　　谈民间博物馆 繁荣只是假象，数量没有意义

　　新京报：建川博物馆传达着什么样的价值观？

　　樊建川：应该这样说，我们博物馆的角色是敲警钟，它不是春花秋月、才子佳人之类的东西。因为不管是“文革”文物，还是抗战文物或者地震文物，都是在敲警钟，对“文革”中错误的行为，对法西斯，对大自然的灾害等敲响警钟。它和别的博物馆不一样，它是为社会储藏经验、教训的容器。在我看来，一个人的经验和教训决定了他一辈子的抉择和走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验、教训决定了这个民族、国家今后的走向。另外，通过建川博物馆，我们希望能理性、全面地触摸真实的历史，从老百姓的角度、草根的角度，从细微之处接触。

　　新京报：现在似乎有个趋势，民间博物馆越来越多，有艺术品博物馆，有以婚丧嫁娶为主题的博物馆，有“文革”、“汶川地震”等与大事件有关的博物馆，不胜枚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樊建川：这很简单，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了财富。有句话简单而明确，叫“盛世收藏”，也就是说，人有钱了，时代太平，才有可能来买东西，搞收藏。

　　但是我觉得，现在民间博物馆的发展还不行。数量没有意义。你说民间博物馆有一万座，有什么意义呢？有的博物馆二三十个平方米大小，甚至都不开放，只是充当了一个数字。说繁荣，其实是一个假象。好像这里有民间博物馆，那里有民间博物馆，但可能今天开，明天就关门了。

　　仅仅说展厅这一项，还是官方博物馆大。你就说北京，马未都[微博]的私人博物馆也不大，陈丽华的紫檀博物馆，我知道的还有一个晋商博物馆，展厅都很小，加在一起，可能没有国家博物馆[微博]一层楼的展厅面积大。但是，我有个判断，未来三十年，如果政策鼓励、扶持的话，民间博物馆有可能占到半壁江山。

　　新京报：民间博物馆大多维持困难，不到几年，热情、财力消耗殆尽，难以为继。这和官方博物馆截然不同。这如何解决？

　　樊建川：从经济角度来说，民间博物馆完全没有“造血”功能，它就是一个花钱的篓子。关键是，官方博物馆和民间博物馆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在获得文物、建馆土地、政策支持等方面都不平等；民间博物馆在发展，政策、法规滞后，跟不上，因为没有以前对待民间博物馆的经验。有很多人一腔热血投入进来，建了一个博物馆，但往往中途夭折。像我们这样，这么大的规模，开馆开了八年，在全国是唯一一家。我只是希望，官方博物馆和民间博物馆能够在政策上，包括取得土地、经营管理、税收、评选和奖励等方面，一视同仁。

　　新京报：不过，建川博物馆看起来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它形成了一个聚落，不仅有博物馆功能，还有丰富的商业配套。

　　樊建川：我们把它形成了一个旅游项目，形成了一个文化产业，而且有了规模。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博物馆题材有垄断性，别人没法靠近——我们是中国最大的抗战博物馆，最大的“文革”题材的博物馆，也可能是最好、最大的地震题材的博物馆。我们的博物馆具有唯一性，比如你要看国民党抗战，看美军抗战，或者看汉奸丑态，你去其他的地方很难看到，你得到我们这里来。也就是说，我们不做一流，做了很多的“第一”。我们有知青博物馆、川军抗战馆、战俘馆等，现在在做的长江漂流博物馆，都是“唯一”一家。我们有无数的唯一，反过来说，就有了无数的第一，这是我们最核心的竞争资源。

　　当然，这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了。在经济上，民间博物馆是一个低能儿，太弱了，靠自己生存是没有可能的。我们的博物馆现在可以靠自己生存了，主要是和文化、旅游结合，强调创意，做很多个“第一”。

　　谈中国梦 最想建改革开放博物馆

　　新京报：冯骥才先生提出，要把大学博物馆化，让学生在博物馆里学习、生活。我看你在这个博物馆聚落里建了三十多座博物馆，是把小镇博物馆化。

　　樊建川：我们的博物馆小镇，国家已经颁发了牌子。在安仁镇上，生活着几万人，他们生活在博物馆里，所有人的就业，都围绕着博物馆。这是好事情，我们去的时候，镇上一片荒凉，没有任何就业机会，现在一个镇不用搞工业，不用搞农业，不冒烟，没有污染，就解决了就业问题，不是一两天，可能会维持一千年。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抗战”等博物馆变得更重要，文物的历史价值会更高。

　　新京报：这可以说是一种可见、可实现的中国梦？

　　樊建川：我想建100座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微博]，基本上做完了，里面有30多座博物馆。我们在四川雅安签了一个合约，将要建20座，另外做改革开放博物馆聚落，要建30座，这正在谈，可能在上海，也可能在深圳落地。你看，这加起来已经80多座了，建100座不算浮夸吧，三分之一已经摆在那儿了。

　　我最想做的是改革开放博物馆，因为我们亲身参与其中，自己就是受益者，这活是我们干的。抗战是父辈的事情，“文革”严格来讲，也不是我们这一辈的事情，那时我才9岁，但从1978年开始，我们就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

　　我觉得，相比“文革”博物馆、抗战博物馆、地震博物馆，改革开放博物馆更有现实意义，它为未来三十年提供参照，提供路标，不是为了怀旧，不是为了树立丰碑，是让我们思考，未来三十年这条路我们还能不能走下去，高速公路还能不能这么修下去，房地产还能不能这么搞下去，钢材市场还能不能这样继续扩大规模，很多问题都提出来了。

　　至于你说的梦，梦其实是个“理想”。年轻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吃回锅肉，能够把肚子填满，不会梦想建博物馆。对建博物馆来说，不说建100个，就是建一个，也是不太敢想的；之所以提出建100个博物馆，是因为已经建了30多个。遇到一个好时代，你可以挣钱，你可以搞收藏，你可以讨论一些“禁区”，可以申请办博物馆，我觉得，不是我有多能干，是时代能干，改革开放的时代太能干了。

　　■ 手记

　　幸福的受苦人

　　采访中，樊建川不止一次说自己是一个“受苦人”。

　　在很多照片里，樊建川皱着眉头，一脸严肃，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但预展现场，他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媒体记者围着他，他不停地讲故事，说历史，现场欢声笑语不断。这种状态，持续到餐桌上。只有在吃完饭，媒体人散尽，他才回到了那个看起来严肃、心事重重的自己。

　　樊建川对我说，他的生活极其简单，和博物馆员工一样吃住，“不打高尔夫，不洗桑拿，不唱歌，不吃海鲜”，“就是一个受苦人的状态”。这个状态，最终还是和“当兵的人”联系起来，在樊建川看来，当兵的人只有两件东西，一条命、一个背包，命是拿来拼的，背包是拿来扔的。“我的背包只是大一点而已，就是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也是拿来扔的，要扔给国家嘛。”

　　具体来说，新时代的“受苦人”一年四季没有假期，忙个不停；每年大年三十，和博物馆保安在一起过；为了建博物馆，卖了一批地产、加油站。即便如此，对于这样的工作、生活，樊建川毫不迟疑地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享受。

　　“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和自己的工作完全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件非常幸福、非常完美的事情。如果你要让我脱离这个轨道的话，让我到哪里坐着喝茶，停留一天，我都受不了。”樊建川说。

　　■ 花絮

　　猪坚强活得挺好杀它就成了事件

　　猪坚强还活着，现在已经六岁多了。我们让它活着的重要因素，就是它从汶川地震中活了下来，很有价值。它看到我觉得特别亲，如果我带着一帮人去看它，它就会什么人都不管，只拱我一个人。

　　猪坚强和我家里的狗一样——猪、狗都属于十大聪明动物——狗能很快认出谁是家里的老大，哪怕是老大不去管理它，不去喂它，不帮它洗澡，它还是能感觉出谁才是老大。猪也是这样，猪坚强也是这样。前几天，我去看它，聪明得很，哎哟，那个劲。

　　猪坚强的问题是什么呢？在汶川地震中，猪坚强饿了36天，300多斤变成了100来斤，身体已经非常糟糕。后来，刘永好说，建川，猪坚强的吃饭问题，我们提供饲料支持。吃他们提供的饲料，三个月猪坚强就从100多斤，又回到了300多斤，四个月就达到了400斤，长得滚圆，走都走不动。走路的时候，那个猪蹄都裂开了，太重了。我才反应过来，马上停止吃饲料，叫停了。从此以后，这五年，猪坚强一直吃玉米，还有其他豆类食品，吃白菜萝卜，它的体重慢慢往下降，现在大概有350斤吧。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猪坚强可以活十年，它有可能是有记载的猪里面活得最久的。谁敢杀它呢？杀了，就成了事件，等着它老死。

　　在我们博物馆，这个猪真是(聪明)，真是……你比如说，有一个房子是它的卧室，卧室后面是花园，它可以走出来，散散步；前面是展厅，是它的办公室，每天早上大概九点，叫它出来，它就从卧室到展厅来，下午5点，它自己都知道，爬起来就回去了，下班了。在我们这里上了五年班，没有在展厅里拉过一次屎，撒过一次尿，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这太神了嘛。当时，我就担心，展厅里会很臭，还把展厅做得斜一点，随时用水龙头来冲。可是，没有，五年了，干干净净。

　　猪坚强原来的主人，那个大爷，每年五月十二日，还会来看它，提着个蛋糕，正儿八经地来看它。大爷也觉得这只猪太神了，报纸报道之后，猪坚强这么大的名气，觉得家里出了个名人。猪坚强认识他，每次大爷来，都很高兴。

　　口述：樊建川

　　整理：吴亚顺

　　樊建川

　　1957年生人，四川宜宾人。经历丰富，当过知青、士兵、军校教官、政府官员。1993年为收藏而辞职经商。从事收藏30余年，其藏品种类繁多，抗战、红色年代、地震、民俗四大系列800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53件(套)。2005年，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投资修建了建川博物馆聚落。现任建川博物馆馆长。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