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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艺术艺术地爱:艺术家的爱情故事

作者:佚名      藏界人物编辑:admin     

  艺术家的爱情故事,连同艺术家本人的作品一起,被追随者津津乐道。从罗丹与卡蜜尔,毕加索与朵拉,到列侬与小野洋子,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也许能促成艺术家的个人成就突飞猛进。艺术家情侣生活之道放之中国而皆准,如元代著名画家夫妇赵孟頫与管道升,近代的有如徐悲鸿与孙多慈,现代的喻红与刘小东。本期《新艺术》月刊采访国内当代艺术圈5对夫妻,有同学恋、师兄妹恋、师生恋,以及跨国恋,爱情无处不在,艺术没你不行。

  邵小毛在《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里这么唱到,“搞艺术的男青年,有一部分只爱他的艺术,还有极少部分搞艺术的男青年,是为了搞姑娘,搞姑娘又不只搞她一个,嫁给他干什么呢。”

  伦敦Pippy Houldsworth画廊曾经策划过一次名为“甜心”的艺术家情侣合作展,在策展人看来,当艺术家陷入爱情中时,往往能给作品带来关键性元素,比如欧姬芙和施蒂格利茨,“创意是现代主义问世以来最被看中的元素,而创意常常与艺术家复杂的自我情绪表达有关。伙伴关系与合作的困难和复杂性,正为艺术分析提供了一个更广阔和扣人心弦的领域。在创作中平衡权利关系非常重要。艺术家这么多年来有着自己独立的一条思路,突然受到另一条同样独立成熟的思路影响,想要和谐融合,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1994年特纳奖得主雕塑家安东尼·格姆雷,与画家薇岑·帕森斯结为连理,他说,“我们结婚30年来,一起爬山、潜水、蹦极、交谈、吃饭、睡觉、大笑、争吵、工作……但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合作过作品。当代艺术市场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假象,艺术家就应该是个独立的、完成自我实现的个体生物——简直一派胡言,我们其实受生活伴侣的影响非常大,只是有人逃避而有人意识到了。一个艺术家的生活往往是一系列激烈的创意交锋,就算不来自另一半,也是来自自己的心理另一面。如果夫妻间能够实现合作,其实是值得庆祝的。”

  德国艺术家夫妻罗萨·洛伊和内·劳赫认为,艺术家夫妻其实面临着与其他同专业夫妻一样的问题。劳赫说,他始终逃脱不了在艺术家幌子下的不良行为,“如果配偶是家庭主妇或其他,每当艺术家进入艺术创作期的歇斯底里时,对方不会理解,‘艺术家就是这样,不必大惊小怪’。”只有相互了解个性,才能建立稳固的关系,与艺术家的身份没有关系。

  策展人李旭,与同为策展人的妻子江梅,在2008年策划了一次“左手右手——当代艺术中的伴侣”的展览,从参加的艺术家到策展人、展馆馆长,一共有17对夫妻。和诸多艺术家夫妇打过交道,李旭分析了艺术家结合的好处和坏处。“艺术是两个人维持一辈子的共同语言,双方在专业角度上沟通没有障碍,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艺术创作的夫妻互为第一观众或读者,能够提出比较诚恳的建议和批评,而且关起门来说可以说得比较直接。此外,创作时艺术家往往情绪波动大或是需要独处,若对方不是艺术家,可能会误解为‘你不爱我了’。”李旭认为一旦婚姻进入传宗接代阶段时,女性艺术家会比较吃亏,一是创作期被中断了,其次做了母亲后承担的家庭责任比较大。“谁管孩子管得比较多,状态难免就会下跌。”

列侬知道他与小野洋子的婚姻会引起媒体关注,他们于是决定借此宣传世界和平。1969年3月25日,这对新婚夫妇发起了“床上和平运动”,此行为艺术持续了整整一周,当时正值越南战争期间。  列侬知道他与小野洋子的婚姻会引起媒体关注,他们于是决定借此宣传世界和平。1969年3月25日,这对新婚夫妇发起了“床上和平运动”,此行为艺术持续了整整一周,当时正值越南战争期间。

  小野洋子&列侬 行为艺术度蜜月

  关于小野洋子和列侬如何相识,相传有两个版本。版本一:1966年列侬到画廊参观时,恰巧碰上小野洋子为她的展览《Hammer A Nail》布展,观众可在一块木板上敲击钉子,最终形成一件作品。列侬正跃跃欲试,被小野洋子断然阻止,她声称展览还没开始,如果列侬想在木板上钉钉子的话,得先支付5先令。画廊老板大惊失色,“你难道不知道他是谁?他是百万富翁,足以买下你的全部作品。”小野洋子看样子根本不知道风靡全球的“披头士乐队”。列侬这么圆场:“好吧,我假装给你5先令,也假装敲过钉子了。”

  第二个版本是:1965年小野洋子向披头士另一成员保罗·麦卡特尼索要一份乐谱手稿,麦卡特尼说不,但他建议她去找列侬试试,列侬爽快赠送了《The Word》手稿。之后小野洋子频繁给列侬打电话。借着列侬原配夫人辛西娅去希腊度假,小野洋子大大方方走进列侬家里。辛西娅度假回来看见小野洋子穿着自己的浴袍在喝茶,列侬轻描淡写地说,“嘿!”

  列侬和小野洋子于1969年3月20日结婚。新婚蜜月即体现了艺术家妻子的影响,他们花了一整个星期哪儿也没去,躺在阿姆斯特丹某酒店的床上供记者拍照,两人宣称这是所谓的“床上和平运动”,两个月后他们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又复制了一次。

  小野洋子曾参与创建了激浪派(20世纪60年代前期从欧美发展起来的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艺术思潮),但她个人拒绝加入其中。她的艺术理念被认为是“颠覆性的、富有远见的”,小野洋子的圈内朋友包括安迪·沃霍尔、佩吉·古根海姆等,但直到成为“列侬妻子”才让她声名大噪。

  列侬称妻子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无名艺术家,“她的名字人尽皆知,但没有人知道她都做了些什么。”

  卡蜜尔&罗丹 无情大师的痴情助手

  1884年,18岁的卡蜜尔开始出入已42岁的罗丹的工作室。年轻又富有才华的卡蜜尔很快吸引罗丹注意,她不仅顺理成章成为其助手,更是他的模特、灵感来源、红颜知己和情人。

  卡蜜尔与罗丹的这段恋情,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此外卡蜜尔本人也不能忍受与其他女人分享罗丹。在一次意外流产后,卡蜜尔终于放弃这段没有未来的情感,与罗丹分手。卡蜜尔为罗丹生了两个孩子,但男方拒绝承担抚养义务。

  如果将卡蜜尔视为借罗丹上位的花瓶女子,那就大错特错。有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卡蜜尔为罗丹提供了大量的构思,甚至部分罗丹作品其实是出自卡蜜尔之手。小说家和艺术评论家Octave Mirbeau评价卡蜜尔为“天才女性”。她的早期作品虽与罗丹的神似,但丝毫不能掩盖卡蜜尔独特的想象力和抒情性,由于卡蜜尔手巧且有耐心,有猜测罗丹经常将作品的细节部分交由卡蜜尔完成,而后者甘愿为情人承担这一切。

  由于任劳任怨的付出没有换来回报,卡蜜尔在1905年患上精神分裂,她摧毁了自己的许多作品,并幻想遭到罗丹迫害。

  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卡蜜尔(右)为罗丹(左)提供了大量的构思,甚至部分罗丹作品可能出自卡蜜尔之手。左图为1886年,罗丹为卡蜜尔做的雕像。

  朵拉&毕加索 哭泣的女子惹人怜爱

  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相遇时,摄影师朵拉28岁,而毕加索已经54岁。在后者看来,朵拉不仅年轻貌美,她有勇气挑战“用刀快速插手指”的桌上游戏,果真断了一根手指。毕加索得到了这把血淋淋的刀,保存在公寓的架子上。朵拉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这让这位西班牙艺术家欲罢不能。在1936年至1942年期间,朵拉扮演了毕加索的情人、模特、灵感女神。

  毕加索为朵拉创作了大约400余件作品,部分写实,大部分是超现实的,他画微笑的朵拉,哭泣的朵拉,但毕加索本人更中意情人遭受痛苦折磨的样子,他认为这与朵拉不能生育有关,“几年来,我一直都在画她遭受痛苦折磨的样子。对我来说,她就是个哭泣中的女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女性容易患得患失。”毕加索说。

  毕加索1941年做的油画《朵拉与小猫》,2006年5月在纽约苏富比卖出9500万美元高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贵的画作。

  朵拉的艺术成就也与毕加索有关。她用相机全程记录了《格尔尼卡》的创作过程。朵拉的摄影风格一直被认为前卫大胆超现实,她尤为关注贫困儿童。

  弗里达&迭戈·里维拉 把出轨的丈夫画进画里

  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22岁的时候,嫁给42岁的墨西哥壁画运动发起人迭戈·里维拉,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10年,但离婚一年后双方又复婚,直到弗里达在1954年去世为止。这期间穿插了几段婚外情,迭戈甚至染指了弗里达的妹妹和闺蜜,这让她痛不欲生。

  弗里达因小儿麻痹双腿残疾,18岁时又遭遇严重车祸,导致差点不能走路,为此她经常着长裙以遮掩自己的缺陷。在她47岁的生命中,做过35次手术。弗里达的一生充满矛盾的、极端的冲撞。她身体千疮百孔,但依然积极洒脱。她将身体和心灵上的痛楚通过作画来表达,弗里达称此为生活的“日记本”。

  弗里达著有约120幅自画像,一字眉和上嘴唇上方的汗毛让人印象深刻。她的作品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以及象征主义,但她自己从未承认,因为这些画的素材完全来自于她个人的生活。迭戈也经常出现在弗里达的作品里,她甚至把丈夫的出轨对象也画进来,毫不掩饰对爱情的期盼,对背叛的失望。

  1954年7月13日去世前,弗里达还坐担架亮相了自己的画展,与朋友说笑。迭戈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弗里达去世的那天是他一生当中最悲痛的时刻。

  欧姬芙&施蒂格利茨 “双胞胎兄妹”成就彼此

  1917年标志着施蒂格利茨摄影风格的转变,“现代摄影之父”一是受时代变迁和战争的影响,二是和欧姬芙的关系日益密切。施蒂格利茨迅速和过去做了断,一心一意在欧姬芙身上搞创作,他热衷于用镜头记录她的身体,尤其是双手。施蒂格利茨有一对双胞胎妹妹,他曾经公开表示非常羡慕双胞胎间的心有灵犀,为此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灵魂伴侣,欧姬芙就被认为是施蒂格利茨的“双胞胎兄妹”。

  1916年,当欧姬芙在绘画道路上难以继续时,施蒂格利茨及时肯定了欧姬芙的才能,并为她操办了两次个展,两人坠入爱河,于1924年结婚。

  在施蒂格利茨面前,欧姬芙是相对自由而奔放的,当她想要专于绘画创作时,她就离开,而他也刚好能借用这段独处时期专注于他的摄影和继续推广现代艺术。1925年欧姬芙达到其绘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她的花朵内部微观图“海芋”以两万五千美元卖出,是当时在世艺术家画作的最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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