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曾过继给河南督军与袁克文亲密

　　1905年，张伯驹来到天津，正式认张镇芳为嗣父，从此开始了在天津、北京、上海的生活。

　　尽管当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新式学堂兴起，但张镇芳仍为儿子请来了旧式家塾先生。张伯驹从小就天资聪慧、记忆超群，《三字经》、《千字文》等过目不忘。9岁时，张伯驹已能写诗，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一时赢得“神童”美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当时袁世凯的家属多在项城，传闻有人欲对他们不利，袁世凯即命全家分批迁居天津，将诸子教育之事托付给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及张镇芳。袁家子弟来到天津，这让张镇芳大喜，为了获得与袁世凯儿子亲近的机会，张镇芳让张伯驹走出私塾，进入新式学堂，与袁家子弟成了同学。后来，张伯驹与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等人并称“民国四公子”，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1914年，袁世凯为了培养私人势力，控制军队，创立以培养军官为目的的陆军混成模范团。他自己以总统身份亲任团长。模范团的军官从北洋各师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批毕业生中精选，士兵则精选忠诚可靠、身强力壮、当过正职军官、有过战争经验者。

　　在张镇芳的安排下，年仅16岁的张伯驹被破格进入模范团骑科。但张伯驹显然对军事、政治没有兴趣，连年的军阀混战、争权夺利，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让张伯驹心灰意冷，他不顾张镇芳的反对，退出军界，回到家中，把兴趣全部转移到读书、吟诗、听戏、收藏等文化艺术活动之中。

　　张伯驹乐于和文人雅士们交往，经常和他们一起聚会品文，一起吟诗作画；他学唱京剧并登台演出，鉴赏并收藏古董墨宝。张镇芳死后，在母亲的劝说下，张伯驹勉强就任中国盐业银行董事长，但他仅仅挂名而已，很少过问银行的事。

　　张伯驹钟情于艺术，对生意丝毫不感兴趣，银行经理来请示事宜，他总是说“好好好，你看着办”来打发。坐拥如此多的财富，张伯驹生活却非常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

　　对生意毫不在意的张伯驹，对艺术、诗词、曲艺等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天赋，并逐渐被时人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

　　所谓的“民国四公子”一说，最早流传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后来被京津上流社会认可。但究竟“四公子”是指的是哪四位？各种版本说法不一，流传最多的版本是张伯驹、溥侗、袁克文、张学良四位，他们都是豪门子弟，而且都多才多艺，潇洒风流，具有传奇色彩。

　　溥侗是溥仪的族兄，工词翰，擅书，善画，精于鉴赏，更以皇亲贵胄身份，向众多京剧、昆曲艺人学习，集众艺人绝艺于一身，很多著名的专业演员都要向他请教，号称“票界大王”；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公子，生性散淡，一生无意政治权位，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文物鉴赏等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尤其一手好字，行草篆隶各体均擅长，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书法家之一；张学良为当时军政要人，但在文物鉴赏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张伯驹与其他三位“公子”都有交往，尤其与袁克文意气相投，过从甚密，一起快意诗酒，其逸事颇为当时上层社会称道。

　　保护文物一生己任

　　张伯驹先生喜欢收藏、鉴赏文物，而且一生致力于保护文物。民国时期，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国外，张伯驹对此深为痛惜，他收藏古字画不仅仅出于爱好，更是一种责任感，以保护文物不外流为己任。正如他自己所说，“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张伯驹一生收藏所遵循的信念，他又实践了这个诺言。

　　张伯驹先生对于中华民族的文物瑰宝视如生命，他虚心向专家请教鉴赏古董真伪的真谛，并不惜重金购买、收藏古代珍品字画。他从30岁起开始收藏名画墨迹，直至60岁止，前后长达30年。经他手收藏的书画名迹有118件之多，其中以西晋陆机手书的《平复帖》和隋初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最为珍贵。

　　陆机的《平复帖》是我国现存于世最早的书法真迹，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还早60多年。张伯驹先生以4万元大洋的价格将《平复帖》购买到手，从此便与此帖形影不离，即使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也不肯转让他人。日本文物商人愿出30万大洋的高价收买《平复帖》，被他厉声拒绝。张伯驹先生这种痴心保护国家文物，置个人生命于不顾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世人的赞誉。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毅然将自己珍藏几十年的价值连城的《平复帖》等八件珍贵文物捐献给了国家。当时的文化部沈雁冰(即茅盾先生)部长亲笔为他签发了褒奖状。

　　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张伯驹还把自己收藏的脂砚斋藏砚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此砚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有关批阅《红楼梦》脂砚斋的文物。

　　张伯驹先生一生捐献的国宝，在当时便有人估计价值已高达亿元之巨，但张伯驹先生保护文物的那份赤子之情，是不能用价格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