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舶良：我们还能怎样理解被捕

　　　

　　　申舶良：1984 年生，2008 年起在全球当代艺术领域从事批评、策展、翻译工作，2010 至 2013 年任 ARTINFO 中文站资深记者，现就读于纽约大学博物馆学系

申舶良

　　萨德为了躲避看守的搜查，把书密密麻麻地写在他用几百张纸片粘贴起来的一卷长纸上。手稿上的文字浓密、端正、整齐，没有任何一点增删，没有一丝遗憾。这里的萨德不再是影片《侯爵》里那个在狱中对着自己雄起的阳具谈心的贵族，而是一个像司马迁一样的“腐人”，在竹简上小心、吃力地刻着那些字。(图：1912 年春天，埃贡·席勒以诱奸未成年少女和有伤风化的罪名被捕，他在拘押和囚禁中创作了用面包捏刻的自塑像，还有 13 幅水彩作品。这是《一只橙子是唯一的光》)

　　圣诞节后，我到纽约上东区专攻 20 世纪初期德国与奥地利艺术与设计的 NEUE GALERIE 观看埃贡·席勒的肖像画展。路上收到朋友发来微信，他的朋友半月前因言论不妥被捕，在网上引起许多不平之声，如今平安获释，大家却仿佛纷纷噤口。他问：“可能我们已经善于理解被捕，但怎样理解释放？”

　　1912 年春天，埃贡·席勒以诱奸未成年少女和有伤风化的罪名被捕，拘押 1 日后，法庭判决诱奸指控不实，有伤风化依旧成立，须焚画、罚款、入狱 3 天。NEUE GALERIE 的展览中有一个狭小、阴暗的展区，与展示人体画作的“爱欲”单元一墙之隔，展示席勒在拘押和囚禁中的创作。其中有用狱中的面包捏刻的自塑像，只有桃核大小，还有 13 幅水彩作品，用向狱方多次索求才获得的质量低劣的画材绘就：有些粗粝朴拙的自画像；有些表现放在牢内椅上或床上的个人物品；还有些描摹囚室的内景，用铅笔绘出简陋的环境：门，床，墙壁，唯一着色的是放在床上的一只新鲜的橙子，以及包裹着这枚橙子的灰色被毯，名为《一只橙子是唯一的光》。近一个月的囚禁，人忍受过极端有限的条件，学会平静地表达自身深处的绝望，使其与外面世界的种种缺陷有了和解的可能。正如席勒的另一幅表现监狱走廊中清洁工具的作品的题目：“我感到自己没有受到惩罚，却受到了净化”。学者迪托哈德·利奥波德(Diethard Leopold)指出这段狱中时光对席勒的风格的深刻影响：此后，“席勒在自己和画中主体之间设置了距离，久而久之，以往紧张、强烈的风格退却，一种审慎、冷静的新风格产生，取代了炽烈、富有感染力的表现主义。”

　　艺术家的被捕，无论由于言论、作品，还是吸毒、嫖娼、经济犯罪，在公众的视野中都会自动成为一种与现行体制相抗衡的“反方”。这种情感塑造着艺术家的形象，与他的创作一道进入艺术体系的流通。

　　去年年末，巴黎奥赛美术馆举办纪念萨德逝世 200 周年大展“萨德：攻击太阳”，有鲜嫩肉体的欢潮，有纵欲至死的阴云，却淡化了萨德反反复复的监禁生活。同时，巴黎书信与手稿博物馆举办萨德信件及书稿展，就有写于狱中的《索多玛 120 天》手稿。卡尔维诺在《萨德在我们体内》文中曾写道，萨德为了躲避看守的搜查，把此书密密麻麻地写在他用几百张纸片粘贴起来的一卷长纸上。为妥善保存，他需要不时将纸卷完全铺开，再以反方向重新卷起。手稿上的文字浓密、端正、整齐，“没有任何一点增删，没有一丝遗憾”，令“每写一行字就平均有三四处涂抹”的卡尔维诺叹服。读过这个，我头脑中的萨德不再是影片《侯爵》里那个在狱中对着自己雄起的阳具谈心的贵族，而是一个像司马迁一样的“腐人”，在竹简上小心、吃力地刻着那些字。

　　1855 年，一向无视乏味的世俗世界、在唯美的艺术世界中生活的奥斯卡·王尔德因有伤风化罪入狱，在《狱中书简》里，他首次成了一个社会的批判者，也首次发表对穷人的强烈赞美。据说，王尔德出狱后，富有金钱和文才的旧友纷纷叛离，去世后送葬的只有街区的几个穷人。1980 年，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在疯狂中杀死自己的妻子，被送进精神病院——精神病院与监狱同是福柯所谓“规训与惩罚”的现代机构，也是萨德终老后半生的所在。阿尔都塞在院中写作自传《来日方长》，居然忏悔自己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的作品，最著名的观点全来自在大学食堂里“偷听”。对他们来说，被捕催生顿悟，却也截断命运，降下未来的灾祸，盲目地摧毁往昔，为个人的悲剧添上几分喜剧的荒诞和恶毒。

　　我们寻求当下理解被捕的方式，总要回看许多这样的往事，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一个将被捕作为耻辱和灾难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