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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潜

作者:佚名      印人传记编辑:admin     

    吴石潜(1867-1922)

    作者是在西泠印社75周年(1979)时参加印社的。同时参社者,其年龄在40以下的只有茅大容、朱关田和韩天衡。到了印社80周年 (1983)时,参加印社的年青人就多了。其中,如王冬龄、祝遂之、徐云叔、熊伯齐、童衍方等,都在40岁以下。尤其是陈振濂,才29岁。俗话说得好,“有志不在年高”。这批年青社员在学问、艺术、能量、干劲上都是第一流的。拿陈振濂来说吧,他的才气与成就深深地使我敬佩。在1993年于宁波成立“陈振濂后援会”时,大家选我当副会长。许多人以为我跟陈有私交,非也。我之所以愿意费时费力的承担这个职务,纯出“敬佩”而已。

    在我动笔写西泠印社创社四英的吴石潜时,油然兴起对陈振濂思路敏锐的敬佩。

    吴石潜的生卒年份,叶为铭与秦康祥编的《西泠印社志稿》卷二有他的传,兹引于下:

    吴隐,原名金培,字石潜,号潜泉,又号遁盫,山阴人。家贫,客杭习镌碑版。擅刻印,治“六书”甚勤。吴俊卿示以钝刀中锋诀,益苍粹可观。光绪甲辰,与叶铭、丁仁、王裼创西泠印社。不辞劳瘁,以董其成。社西有室,日遁盫,渠日潜泉,斥私财营之,举捨于社而不自私,可风也。又精制印泥,名曰潜泉印泥,其裨益艺林尤钜。编有《古砖存》《古泉存》《遁盫印存》《古陶存》《印学丛书》等数十种。壬午卒,年56。

    一般学者当然认为:《西泠印社志稿》中论述其创办人的材料是绝对权威的了,还会有问题?其实,还真有问题!要不是陈振濂的慧眼察觉,必然以讹传讹传之久远了。

    在西泠印社85周年大会(1988)上,陈振濂的一篇《关于吴隐在西泠印社初期活动的考察》,提出一系列问题。并通过雄辨的事实与论证,逐一加以澄清。这里,我只想谈两件事:一是吴隐的生卒,二是吴隐在西泠印社创社时期的作用以及与吴潮、吴昌硕的关系。

    若按《西泠印社志稿》所述,吴氏卒于壬午,即1942年。再以享年56岁来推算,则其生年应是1887年丁亥。这样,在1904年 (清光绪30年甲辰)时,吴氏才18岁,是四个创始人中年纪最轻的一人。

    可是,在1905年日本社员河井仙郎写的第一篇《西泠印社记》中,是以“吴遁盫、叶叶舟、丁鹤庐、王福盫诸君”为序的;还有,在 1912年西泠印社向杭县知事呈文中,是以“具呈西泠印社社员吴隐、叶铭、王寿祺、唐源邺为案”为序的。在这两个文件中,都以吴氏为领衔,对年纪不到20岁的人来说真是不可思议。

    1986年出版的《西泠印社社员印集》中,吴石潜的生卒年为 1886——1942,显然从《西泠印社志稿》而来;而1993年出版的《西泠印社九十年》中所载《流传谱录任君参--印社创始人之一吴隐》一文,则定为1866-1922。显然,都有误。西泠印社出版的上述二书,对于创办人的生卒都弄不清楚,岂不贻笑大方。

    陈振濂通过深入的文献调查,在《潜泉遗迹》中,见到卷首有叶为铭撰《吴君遁盫传》中载“君生于同治六年丁卯六月,卒于壬戌四月,春秋五十有六。”丁卯,是1867年,壬戌是1922年。所以,吴石潜的生卒应为1867-1922。1994年的《民国篆刻艺术》(孙洵编)和1998年的《近代印人传》(马国权著)中,都已改正无误。孙氏并于书中列有陈振濂的名字,及其文。

    为恐上述《吴君遁盫传》或为孤证,陈振濂又找了以下三方面的证据:

    一是吴昌硕曾有两件题词:其《潜泉遗迹》之署款为“癸亥凉秋,吴昌硕年八十四”。癸亥是1923年,为壬戌后一年,吴氏已故,才能说“遗迹”。又在吴石潜的画像上题跋:“石潜老兄行看子,竹人王君写成。须眉毕肖,风格苑然。待秋吾宗补成,不著一尘,可称双绝。石潜仙去已一易寒暑矣。近忆往事,为题二绝句。癸亥人日,天雨新霁,盆梅著花,八十老人吴昌硕并记。”后一题,更指明吴氏是癸亥的前一年(即1922壬戌)亡故的。

    二是对吴隐在印社的题名加以调查:《壬子题名》是1912年,《辛酉题名》是1921年,都有吴氏列名其中。辛酉以后,就不见了。而叶为铭在癸酉(1933年)作《石刻已故本社社员神位》中,已列吴氏。

    三是从吴隐的纪年作品中看,最晚的只有辛酉,即1921年。例如:“潜泉辛酉所作”印,边款为“辛酉元旦制”。

    如此考证,确属铁板钉钉也。所以,从年龄上说当年他是38岁。在创社四英中吴氏位居第一,比叶为铭、王福盫、丁辅之年长。

    关于西泠印社的创始人,现在都知道是吴、叶、丁、王四人。从当年的西泠印社文献来看,只是这个次序或有不同而已:

    丙午《西泠印社记》(1906年河井仙郎撰):“明治乙已之夏,客有自杭州返东瀛者,极言吴遁盫、叶叶舟、丁鹤庐、王福盫诸君创印社于西泠之盛。余闻而神往久之。”

    癸丑《西泠印社记》(1973年胡宗成撰):“初,吴子隐、叶子铭、丁子仁、王子寿祺会集湖滨,慨然有感于印学之将湮没也,谋于西泠数峰阁之侧。”

    甲寅《西泠印社记》(1914年吴昌硕撰):“于是丁君辅之、王君维李、吴君石潜、叶君品三,修启立约,招揽同志。”

    虽是异口同声的四个人,看似绝无异议,其实还有一点小隐曲。不在叶、丁、王三家,在吴家。当时,应有两个吴,而且既是同姓、同乡(绍兴)又兼同宗(宗族关系不详)。若论最早的倡议时期,显然不是吴石潜,而是另一个姓吴的。且看以下三个社史文献:

    甲寅《西泠印社记》(1914年张景星撰):“光绪甲辰夏,仁和叶铭、泉唐丁仁、山阴吴潮避暑于孤山,小住人倚楼,研究印学。适仁和王寿祺馆泉校,山阴吴隐由沪归。昕夕过从,谋仿解社创立印社。”甲辰,系1904年,即西泠印社创立那一年。在上文中,竟有五人而非四人,多出一个吴潮,且此人反在吴隐之前。

    癸酉《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1933年叶为铭编):“光绪甲辰春,予与丁辅之、王福盫、吴小冈寓居湖上人倚楼,集同人收藏旧印,拓之成谱,兴趣盎然,于是有创设印社之议,以研究印学为宗旨。吴遁盫知之,怂恿成立,并推吴缶老为社长。”请注意:提出倡议是1904年,而吴隐知之已甚晚,推吴昌硕为社长更是印社十周年的事了。

    壬子《咏西泠印社同人诗(集论印绝句)》跋(1912年丁仁撰):“予于甲辰夏与叶叶舟、王福盫二君避暑湖上人倚楼,举同人收藏之印拓之成谱,因就数峰阁旁设西泠印社,研究印学。吴遁盫君并由沪遥通声闻,以张其事。”奇怪!丁文竟避吴潮而不提。尽管如此,还是透出吴隐在倡议发起时不在杭州,只在上海“遥通声闻”而已。     总之,陈振濂认为:“吴隐在创办印社的具体过程中虽然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在发起倡议的时候肯定不在场,他在上海”;“被吴隐取而代之的吴潮,此人在印社并不活跃,不久就消失了。相比之下,他的贡献较小。因此,他作为创议四君子是符合事实的,但以他的能力与威望,要站在四君子的地位再继续推动印社向前发展,却又是难以为继的,而吴隐却在这方面有着出色的成就。”

    陈振濂从吴潮与吴隐对西泠印社的捐款、赠物、建筑等方面详加比较,说明潮之不及隐。我从叶为铭提吴潮,而丁仁避吴潮而不提这一事实,联系到这两公的情况加以分析,大胆提个不成熟的想法:叶氏是个忠厚长者,尊重事实;丁氏是个名士,对钱财不一定计较,而对学问与艺术则很看重。或许,吴潮的学问与艺术远不及吴隐,所以丁氏看不上他,避而不谈。妄谈前贤,罪过罪过!吴潮自知之明,又是宗亲一脉,就退让了。吴潮的谦让之风可嘉,但后人不应忘记他的功绩。

    吴昌硕与吴隐同在上海。而西泠印社的社长之位一直空着,可能是由于吴隐的推荐,取得其他三位以及缶庐的同意,才产生出巨刃摩天的首任社长。

    吴隐(1867-1922)  原名金泉,字石泉,后改石潜,号潜泉,又号遯盫,今作遁盫。斋称篡籀簃、松竹堂。浙江绍兴人。

    吴氏家贫,十几岁就到杭州一碑铺学镌刻。工余,从金石、碑版而入书法、篆刻的领域,曾从杭州著名的金石家戴熙的儿子用柏学习过。他虽是工匠出身,由于秉性颖悟又刻苦努力,遂多方面达到较高境界,逐渐进入文人的范畴。古人所谓“艺进乎道”,有这种情况。20几岁时,曾作诗自况:“取将岁月等闲过,断碣残碑一室罗。金石能为臣刻画,随他刀笔汉肖何。”

    从印学范畴说,吴隐有四项成就:

    一是治印风格遒上(见印1--4)。吴隐于印从浙派人手,曾得吴昌硕亲授以钝刀中锋之法,印风为之一变。由于他精通金石碑版,兼及陶、玺、封泥、古泉(即钱)之类,又富收藏,孕育变化,益加浑厚苍劲,古趣盎然。著有《遁盫印存》《周秦古玺》(均1895年之作)。并于1897年辑自刻印成《吴石潜摹印集存》一册。丁仁《咏西泠印社同人诗》中有吴氏一首:“绝技刀藏埒数公,阿谁双眼辨真龙。风流更有吴公子,钿阁尤传铁笔工。”所引《论印绝句》原作依次为:沈心、丁敬、陈嬗、杨复吉。

    二是他为我国以至全世界的印社之鼻祖——西泠印社的创办人之一。而且,他对印社规模的形成有很大的功劳。以捐款来说,前后四次共捐大洋490元,占首位。其次是丁仁252元,叶铭180元,王裼162元。再举建筑来说,他于1915年建遁盫和潜泉,1918年建岁青岩,1919年建还朴精庐和鉴亭,1920年建观乐楼(以其侄孙吴善庆为主),在印社的创社四英中是很突出的。此外,他还推荐吴昌硕当社长,鼓励自己的两子(吴熊与吴珑)及两位侄孙(吴朴堂与吴善庆)加入西泠印社,他的夫人孙锦,照理也应是社员(见丁仁《咏西泠印社同人诗》)。只是,今日所知社员名单中并无吴潮、吴善庆与孙锦,很是遗憾。

    三是创制潜泉印泥。原先,吴氏夫妇自制印泥以供自家人应用,也偶以送人。吴昌硕对所制印泥十分欣赏,就鼓励其创办一个制印泥的企业,亦名西泠印社。吴昌硕给这个企业亲写招牌,并选定深玫瑰红的色调,又赐予“美丽殊砂印泥”之嘉名。还把自己的用印借给他,用上述印泥钤成《缶庐印存》出版。该印泥有暑不化而寒不冻及富有质感的特点,风行一时。

    四是创办以西泠印社为名的我国第一个印学专业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印谱,为推动我国的篆刻艺术及扩大西泠印社的知名度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缶庐印存》的三、四集,每集四册,即于 1914年由上海西泠印社出版。

    应当指出:吴氏在上海创办的两大企业(印泥与出版)纯属个人的财产,原与印社无关。那么,西泠印社诸公怎么会允许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呢?除了大家都是印社同仁以及吴氏对印社的种种捐赠外,还有个水涨船高的问题。西泠印社初办之时,影响不大。有了吴家的这两大企业,造成了全国以至世界性的影响,这当然是对印社十分有利的。

    再从印泥厂与出版社并举看来,可知吴隐确是个创业的干材。出版印谱需用大量印泥,既能自制就不致利润外溢了。

    吴隐在印学以外的成就,首推他的刻碑,这原是他的本行。据余之安《漫谈浙江近现代碑刻》:吴隐在浙江也有很多作品:《创建长山书院碑记》,是在光绪十六年(1890)刻的,时年才24岁;《陈紫渔资政公南山诗》,是光绪十八年(1892)刻的,其年26岁;《葛府君 (毓珊)家传),民国6年(1917)刻的。《重修姜村席村二堰碑记》,是光绪十三年(1887)与叶铭合刻的。

    在西泠印社范围内,今日确知吴隐所刻只有两处,均在仰贤亭内。一为嵌于正面壁间的丁敬身像,虽无款,但据《西泠印社志稿》:“为吴石潜摹刻。”另一为置于亭内的石圆桌铭,系宣统二年,王寿祺篆书,丁仁撰铭,叶铭监造,吴隐刻石。像这样由四位创社人合作实是罕见。

    此外,吴氏曾集古今名人楹联三百余家缩小后刻于石,名《古今楹联汇刻》,实为巨制。

    吴隐在印学以外的第二项贡献,是在印刷时所用的木刻仿宋活椠。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甚少,今从马国权《近代印人传》摘引于下:“所创木刻仿宋活椠,排印书籍亦一时称善。所辑《遁盫印学丛书》《遁盫金石丛书》,即以是种刊本行世,沾溉艺林可谓大矣。”

    吴隐在印学以外,还有诸多才艺。以书法论,其楷、行、隶、篆均苍老如其印。在西泠印社的阿弥陀经幢下崖壁上,有“隐间”两字行楷。传世小对联甚多,如隶书“司徒弘道,太史书年”等。又能诗,《西泠印社志稿》卷四收其一联:“冶铜邧石拨蜡销金,解得汉人成印处。揉艾研砂封泥署纸,流传谱录任君参。”此联所述制泥、治印、集谱,为吴氏于印学之三大成就,系为西泠印社山川雨露图书室所撰,则又兼印社在内矣。

     吴隐之夫人孙锦,亦女中豪杰。能治印、制印泥与拓片,又能诗,相夫教子,助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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