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知：作为艺术批评的前提与方法

　　子  贺

　　我一直试图作为一个观察者存在，即放弃任何一种既定的、先验的与经验的观念或直觉反应来观察这个世界。

　　这样一种观察的状态，或者可以用“观照”这个词来大约概括吧。

　　当这种单纯的，毫无杂念的“观照”产生的时候，我解决了许多平常难以逾越的问题与障碍。比如，当我用这种单纯的“观照”来观察一个庞大群体的不统一性思维的时候，我发现了他们的最终共性或者叫“未来隐性共识”。

　　这便是觉知力，一种纯粹东方的古老智慧与观察法则。

　　当我们在不论是投资领域抑或艺术创造领域进行思维的时候，通常我们都将被一种叫做知识的东西所左右，或者是经验等等。更有人会说，“我只用直觉”。

　　但是，当一个建立了第二反射弧与知识储备的人产生所谓“直觉”的时候，这个“直觉”有多少成分是知识或经验对客体的下意识反应？

　　这些便是杂念，一种包含了欲望的知识与经验的混合反应。

　　这个反应无论如何无法抵达正在发生的“真实”。当我们被食欲、性欲、财富占有欲、功名欲等等乱七八糟的欲望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如何能真正地抵达正在发生的“真实”？我们在下判断的时候，已经带有非常主观的、情绪化的内容在里面。我们在下判断的时候，已经离开真相很远了。所以，当一个人没有把钱放在股市投资的时候，往往比他参与投资要更能准确地判断股市的方向。多数参与过投资的人都有这方面的体会。

　　同样，当一个艺术批评人同时又是策展人与艺术投资人或者相关利益人的时候，一切的所谓批评也就只好是谎言了。

　　欲望让一切混乱不堪。

　　而批评人对敏锐的、稍纵即逝的当下，根本无法把握。

　　一些人们只好拉扯既成事实的、只能解释特定历史文本的理论来解释当下，当然也就只好睁着眼睛犯“经验主义错误”了。

　　毫不客气地说，正是这些所谓的知识，让他们失去了觉知力，失去了真正观照当下正在发生的事实。而这些，正是当代艺术之所以称之为“当代”的原因与前提。

　　在艺术创作领域，一些严肃艺术家同样面临觉知力阙如的尴尬。原本作为艺术家的敏感性与觉知力，让位于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责任(隐性功名欲)、对创造中国式艺术及其话语的构建(显性功名欲)，到最后，也就是如何画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作品了(财富欲)。这里面，混杂着低级的生存恐惧与高级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一些艺术家在艺术创造因地域、文化、观念的制约与整体文化失语症的束缚而无法前进的时候，选择了情感回望与拿“无知”当个性。

　　对“经过手工着色的有污渍的银盐旧照片”的模拟(张晓刚[微博]《大家庭》)与对刚刚逝去的年代的气味回想(张晓刚《绿墙》)，实际上正是暴露了作者无法完整构建自身对当下的觉知力的时候，选择的情感逃避与自我哀怜。难道这不是另一种“伤痕文学”吗？当艺术家无法在情感上觉知当下的时候，他的艺术的当代性又在哪里？

　　方力钧的《哈欠》似乎打开了国中当代艺术社会学反讽的方便法门，而实际上，正是这个后来打遍艺术市场的“哈欠”，让整个国中的当代美术领域进入了毫无感知力与敏锐力的催眠状态，不是《哈欠》进行了反讽，恰恰是《哈欠》的反讽掉进了自我精心设计的反讽陷阱，从而活生生成为自己的猎物。这不得不说是国中当代艺术叹为观止的奇异景观。

　　所以，哈欠尚未打完，就有人咧嘴乐了(岳敏君《高兴》)，也不知这位仁兄傻高兴个什么劲儿？后面马上有人戳脊梁骨说：你们这些二皮脸！人格分裂分子！(曾梵志《面具》)

　　一干仁兄于是就这样互相取笑地自娱自乐起来，并无所谓多么伟大的艺术创造。艺术的反讽能力与反讽价值并非新事物，况且这干兄弟开个人情绪party式的玩法，确实无法代表一个民族的时代。至少无法代表当下正活着的全体严肃艺术家的创作与世情。

　　这一点被同样失去当下觉知力的王广义发现了，就在以上人等打情骂俏的时候，或者王广义终于“感觉”到了什么，或者灵光乍现地发现：这是不对的，艺术不能这样搞！

　　可是应该怎么搞？搞政治！当下的政治不敢搞，就搞过去的政治。

　　于是。还是回去了。回到了既不是完整的中国也不是完整的世界的破碎状态。

　　从八十年代就开始的实验水墨，发展到今天，依旧只是践行绘画工具和材料对视觉样式的表达可能的探索，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好比中学实验室里的劳动，重复一万遍已经既成事实的论证结果。而样式为样式服务的怪圈，让这么多年的实验水墨仍就裹足不前。

　　在雕塑领域，对一种服装样式或者史前动物的完整翻制，或者对某种平面视觉符号的立体化工作并不能推敲出历史的未知进程，也无法准确表达一个逝去的时代的整体特征，因为这还远远不够。从而这一类型的创作思维本身已经具有了美学意义上的暧昧性，沦为一种似是而非的物质架构。

　　但这已经够好的了，比如隋建国的那件中山装，虽然这依旧只是对历史的回望，但已经可以蹿升为如历史痕迹般的地位了。比中山装更好的，也惟一极具当下性的东西恐怕就只有蔡国强的焰火了。永远的当下性和作品的瞬间成为历史，让蔡国强至少成为名正言顺的当代艺术家。但蔡国强其他的装置作品因其象征主义特征过于明显，而于“当下性”乏善可陈。这些作品到底想干些什么呢？只是一些“打比方”而已，虽然比喻的也还算精巧而且确实如实记录了历史状态和现实。最终只能这样说：蔡国强用经典的象征主义手法再现了当下的社会现实。

　　而艾未未作为一个建筑专家，却常常涉及艺术的表演，无疑带有及其浓烈的社会干预色彩和干预欲望，从而更接近社会学而不是美学。就像作为沟通，我们不能把任何一张画布当做报纸来运作，或者把任何一份报纸当做画布来经营，性质不同法度各异。包括他在浙江京华搞的那些无人居住的建筑试验，无疑仍就是一种表演。艾未未的试验建筑试图干预京华的实际社会生活(一种隐秘的回报)，而地方政府的无知让那些观念新奇的建筑因无人居住而成为垃圾。这无疑是一种啼笑皆非的反干预。

　　而观念21、裸奔、甚至趴屎食粪、吃婴儿等等的所谓行为艺术，在“前卫”词语的掩护下，公然进行惨烈地文化自焚，甚至不具有黛玉葬花的矫情之美，更无陶潜醉弹无弦琴的酣畅淋漓。只是低级而无趣，是无法觉知“当下”的抓狂和歇斯底里。

　　行为无需解释，而人们将被即刻感动，这才能够称为艺术。一个驾着牛车的老人每日去找个无路可走的地方嚎啕大哭一场，其对知晓者的灵魂震撼或许远远大于随地脱裤子吧！

　　这是灵魂的沟通而非欲望的沟通，我们已经不需要一个光屁股女人来告诉我们人是从哪儿生出来的，这不是什么新发现。

　　而在艺术作为投资的价值被媒体大面积“发现”后，所谓的“80后艺术”、“新新人类”与“卡通一代”这样的媒体符号开始影响并左右了新一代年轻艺术家的觉知力判断，正是这些无形的利益之魔手，剥夺了原本纯粹与单纯的新一代年轻艺术家的觉知力，这是非常危险的预兆，如果不改变这一现状，他们将因着“强烈关注”而丧失真实的时代特征，成为“被牺牲的一代”而不是如某些媒体所说的80后是中国的“垮掉的一代”。如果他们果然“垮掉”，那么让他们垮掉的也绝非时代本真的原委或者他们自身造成的原因，而是来自这些媒体的诅咒和教唆。

　　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它仍旧只是一个为全面进入消费社会的发达国家提供低价工业产品的代工厂。这样的现实让国家机器从政策到教育宣传依然仅仅停留在强调“团结与发展”的论调上，也时刻被所谓贸易制裁或者反倾销调查所威胁。

　　我们在经济层面因工业产品提供者的身份而被迫“全球化”的时候，我们的文化观念与思维状态依然是保守主义的。

　　看看当下充饰市井的关于“中国式××”的论调，这就是真正的障碍，是阻碍我们真正了解世界与自身的巨大鸿沟。同样，这是阻碍真正人类全球化的鸿沟。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人人都在谈中国式的当代艺术，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下一个中国艺术的符号性代表，而正是这些欲望，让人们失去了去观照世界的“真实存在”状态的觉知力。

　　毫无疑问，如果任何人怀有“中国”这样一个地域概念在观察世界，那就永远无法读懂当下的真实的中国。在信息垃圾与噪音如此庞杂的媒体时代，任何试图用激情与爱国式的情感投射进行时代解读，都是狭隘和盲目的。

　　我们需要的，只能是头脑的冷静，直到我们发现，其实并不存在一个被报道与被听说的外在世界的时候；发现其实所谓的现实社会仅仅存在于我们每一天即刻发生的人事物的关系中时，我们就找回了觉知力。找回了倾听自己的心声的觉察本能与作为人类的灵性。

　　我们将因此开始真正地沟通，充满爱的沟通。沟通自我也沟通身边即刻出现的每一个人。把我们内心中的那面哈哈镜融化成一面真正的没有变形的镜子，照见自己也照见他人。

　　批评难道不正是沟通吗？

　　当我们因无法觉知真实而无法沟通的时候，难道我们的批评是合法的吗？是有效的吗？是诚恳的吗？

　　批评者的批评，必定要构建在觉知当下正在发生的整体艺术家的情绪波动点上，发现整体社会对艺术家们的创作思维的影响上，这样的批评才具有合法性和当下性，并与艺术家一起，共同发现艺术创造的新的思潮方向。

　　那么，独立批评将作为艺术家的外脑与辅助器，让艺术家进入属于自己的，对当下的独特感知，然后完成其极具个性的表达。并反过来，影响批评的思维进度与观照角度。

　　当觉知作为批评的法度时，我们首先不是罗列知识与经验中的词语，因为对于即刻发生的当下来说，其能指与所指已然失效。当我们开始觉知的时候，放弃这些试图马上寻找到答案的所谓词语，这些试图对我们内心因正在发生新事物而不安进行平复的知识词语，都是无效的。

　　我们需要单纯的感知，用一颗赤子之心去感知。当我们用词语把这些感知到的新鲜记录下来的时候，这些记录将仅仅作为文献进入历史。下一刻，我们依然不需要它们提供的经验，哪怕是上午发生的仍然冒着热气的经验。

　　馒头熟了，就交给胃吧！

　　事实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功成名就的艺术家的所谓的“艺术成就”，都在其死后被世人“惊喜”地发现，这仿佛是颠扑不破的谶言咒语。除非艺术家真正做到无我的境地，从此在除开艺术创作方面把自己当做一个活死人对待。比如像毕加索，到了连自己过马路买一盒烟都办不到的地步了。

　　其实，后人的所谓价值发现，其实仅仅限于财富价值的发现，仍就是欲望的需要。而更多有关文化发现的艺术，其作品多数佚名。这证明当初并非作为“艺术”来对待的，才真正保留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痕迹与基因。

　　我们如果真的要恢复民族文化的尊严，首先要恢复的，就是“中国”作为一种人类文化融合的概念。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东方人类的古老智慧。

　　而其实，一旦真正恢复了“中国”作为人类文化融合概念的时候，我们将发现，所谓的民族文化的尊严其实是不存在的。

　　就像今日的日本文化，世界上除了国人自己，还有谁在惦记这是大唐文化的延续？或者今日的国人，还有谁在惦记中国的朝代更迭史的发生，许多时候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有着古印度雅利安文化的重大影响？别的不说，单单佛教文化就足以占有中国文化和社会道德形成的大半。这就是事实。

　　那么，让我们从觉知当下的真实开始新的批评实践吧。

　　谨以此文，向所有东方先哲致敬！向灵性导师克里希那穆提致敬！